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研究員 張茉楠
這是一個全球化處於低潮的時代，這是一個國際關係重回叢林的時代。特朗普政府與包括中國在內的全球主要經濟體之間關於貿易問題的博弈日趨激烈，國際經貿秩序正遭遇二戰後最嚴重的“逆全球化”與保護主義衝擊。
當前，特朗普政府已經成為全球貿易保護主義的最大推手。特朗普公開提出要用“對抗性”的方法來解決國內結構性問題以及全球性挑戰。特朗普發起的貿易戰本質上是對當今以全球價值鏈分工為主要特徵的經濟全球化的挑戰。這一挑戰從經濟層面看是破壞全球生產網絡，導致全球價值鏈收縮乃至斷裂; 從規則和制度層面看，是則是要破壞、拋棄重構全球自由貿易體制和秩序。如果特朗普貿易戰不能得到有效控制，全球生產體系和制度規則勢必遭遇雙重破壞。就任一年多來，特朗普不僅加緊實施“反補貼”、“反傾銷”、“337”等常規性貿易救濟調查，“301”條款、“201”條款、“232”條款、“全球保障措施”以及試圖對貿易對手徵收“互惠稅”等非常規性貿易保護措施也同步實施。難怪比起“修昔底德陷阱”，有許多國外學者更擔憂全球陷入“特朗普陷阱”。“特朗普陷阱”不僅對中國，而且對整個世界經濟都是危險的。
其實，特朗普政府的新貿易政策與奧巴馬政府時期的貿易政策並無本質區別，都是高舉“公平貿易”的大旗。只不過，特朗普政府從奧巴馬政府主張以規則為基礎的“公平貿易”進一步轉向了以利益為基礎的“公平貿易”，其重點可以概括為四大特點：
一是“美國優先”比國際規則和秩序重要。特朗普政府對於國際機制抱持“有利則用、不利則棄”的態度。特朗普政府在《2017年總統貿易政策議程》中就強調，美國不得不重新評估其構建的開放、多邊的國際規則體系在運轉和實現自身國家利益方面的效率。USTR認定中國存在“強制技術轉讓”行為的主要理由之一是，中國對某些行業包括增值電信、基礎電信、銀行、醫療、測繪等服務業實行外資准入限制；而這些服務行業的開放問題顯然涉及《服務貿易總協定》中的市場準入和國民待遇條款以及中國的服務貿易開放承諾。
二是將經濟安全上升至國家安全的高度。特朗普政府格外強調維護美國主權和經濟安全,絕不容忍任何侵犯美國經濟的不公平行動，表示將動用一切可用工具捍衛國家主權，並試圖把國內經濟和貿易政策納入國家安全範疇，重塑圍繞這些政策的全國性辯論.特朗普政府上任後，兩份《總統貿易政策議程》均表示要捍衛美國國家安全，首份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也強調“經濟安全就是國家安全”。
三是全面弱化甚至顛覆全球多邊貿易體制。1995年世界貿易組織（WTO）成立以來，以規則為基礎的多邊貿易體制在促進各國開展合作、逐步開放貿易和投資中發揮了中心角色，也為成員解決貿易爭端提供了可靠和穩固的機制。然而，我們看到當前特朗普政府貿易政策顯示出架空、邊緣化、甚至更具進攻性的破壞WTO等諸邊和多邊機制。美國猛烈抨擊WTO爭端解決機構不遵守其判決不應超過90天期限的規定。然而，最根本原因恰恰是因為美國數次阻撓上訴機構開啟新法官甄選程序導致WTO爭端解決機制頻臨癱瘓（按著墨西哥代表所指出，這已經是WTO爭端解決機制連續第12次會議未能在甄選程序上達成任何成果了）。
四是通過單邊貿易制裁維護所謂的“公平貿易”。特朗普政府宣稱的以美國“利益優先”為前提的所謂“公平貿易”，實質上拋棄了目前全球多邊貿易體系，以雙邊“討價還價”方式來尋求對美國更為有利的貿易條件，其根本是“規則霸權”。拒不完全統計，特朗普政府成立1年多來，對數十個國家的94項“不公平交易”進行調查，同比激增81%。事實上，公平貿易觀並不是特朗普的“專利”，但特朗普賦予了公平貿易更加不同的含義。特朗普倡導的“公平”原則實際上是“對等”原則。
二戰後，“公平”、“互惠”概念已被世界各國廣泛接受，併成為GATT/WTO維護自由開放的國際貿易體系的基本原則之一。不過，20世紀70年代以來美國所提倡的公平貿易核心理念本意是“對等”，即貿易伙伴國需和美國採取同等的關稅減讓政策及邊境內政策。美國政策決策者不僅從開放程度的不對稱定義不公平貿易，還將貿易伙伴國的國內政策和制度作為重要依據。在“對等”理念指導下，任何同貿易伙伴國之間的不平衡貿易都可以被稱為不公平貿易。隨著美國貿易赤字逐漸增大，對等原則逐漸成為美國對外貿易政策的基石，並形成“貿易有益、進口有害”的單邊開放市場觀念。
特朗普要求的公平主要體現在“關稅對等”和“競爭對等”兩個方面。從關稅差別上看，當今WTO成員間的關稅差別是多邊貿易談判的產物。從1947年開始逐漸削減全球貿易壁壘，允許不對稱關稅是更多國家進入貿易規則體系的唯一途徑，使得經濟體較小、尚處於發展初期的國家能夠更加緩慢地降低關稅。各國在經濟規模、發展水平、所具備的生產要素、對貿易自由化的政治敏感性以及關稅實施等方面均有所不同，在具體時點達成統一關稅稅率幾乎是不可能完成的願景。
而飽受指責的中美關稅不對等問題真相到底如何？罔顧事實的選擇性利用不如用確鑿的數據來說話。當前，中國實際的貿易加權平均稅率為4.4%，美國貿易加權的實際進口關稅稅率為2.4%，歐盟為3%，澳大利亞為4%。在美國最惠國進口稅率中，關稅水平0.1%以上的有5906個，5%以上的有3335個，10%以上的有1120個，20%以上的有218個，30%以上的有47個，100%以上的有13個。如果我們進一步考慮到貿易結構的因素，中國實際的貿易加權平均稅率只有4.4%，已經非常接近發達國家，美國貿易加權的實際進口關稅是2.4%，歐盟是3%，澳大利亞是4%。
對於市場競爭和技術競爭最大的破壞者也許就是全球最大的科技強國美國自己。早前，美國總統科學技術諮詢委員會（President’s Council of Advisors 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簡稱PCAST）發表了名為《確保美國半導體的領導地位》的報告。在報告中提到，中國的半導體的崛起，對美國已經構成了“威脅”，委員會建議政府對中國科技產業加以限制。為了遏制他國潛在的產業競爭和技術追趕，1974年至今，僅僅是“301調查”，美國就發起了125起之多，世貿成員均深受其害。遭到最多調查的成員是歐盟，共27次，排在其後的是日本16次、加拿大14次、韓國11次、巴西8次、阿根廷6次、印度5次。
事實進一步印證了特朗普所秉持中美貿易不平衡導致美國在“重建中國”（rebuilt China）的政策主張：美國正試圖通過貿易政策干預“中國製造2025”國內產業政策，以減少中國高新技術產業發展的政策支持；通過“301調查”美國以知識產權保護為由，限制對中國高新技術產品出口及外商直接投資技術轉讓等，以阻斷中國“幹中學”通道。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發佈的《高技術產業（製造業）分類（2017）》進行分析，美國製裁清單中有578種產品是高技術產品，佔制裁清單產品總數的43.36%，分佈在8個產業中，佔制裁總額的56.15%。這表明，從清單表現出來的結果來看，美國製裁確實考慮了限制中國高技術產業發展；通過CFIUS 擴權改革以及推動《外國投資風險審查現代化法案（FIRRMA）》立法進程限制關閉中國高新技術產品輸美市場及其投資。而近日，特朗普正準備備在不斷升級的美中貿易戰中部署新舉措，擬動用上世紀70年代通過的《國際緊急經濟權法》限制中資收購或投資於《中國製造2025》所列戰略行業的美國企業。
當前，在特朗普領導下的美國已經打開“潘多拉魔盒”，貿易戰一旦開打，烈度升級無法避免。如何捍衛全球多邊貿易體系使其不至於坍塌已經成為世界範圍內支持自由貿易規則所有國家的共同挑戰和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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