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家大族和士族，在史籍中所使用的稱謂非常混亂，往往被混為一談，我在《 》中也沒有將之嚴格區分，但是在研究東漢-魏晉時期統治力量與社會形態轉變時，還是有必要加以區分一下的。
世家大族是士族的進化版，士族只是在地方上有實力，在中央他們還得抱團，在行使統治時還得依附皇權，能否做官也是要靠大家相互幫忙舉薦；而世家大族卻能通過中央政權設立制度，成為壟斷階層，後世強大的世家大族有時一家就能與皇權分庭抗禮，甚至凌駕皇權之上。
通過“獨尊儒術”後，儒家化了的豪族成了士族，他們在經濟上擁有土地與農奴，在民間擁有意識形態的督導權，但他們在朝廷上對統治權力的追求還不是一蹴而就的。剛開始士族的力量還比較薄弱，由於傳播技術（竹簡）的落後，大量豪族還未轉化為士族。另外，在朝廷上他們雖然有參政、行政權，但皇權集權架構與官僚體系鬆散還是對他們不利的，霍光倒臺後，宣帝仍能像武帝一般專權就是最好的例子。
但隨著後世皇帝對儒家的迷戀，士族們便開始借用儒家為自己背書，利用儒家思想將官僚體系完全士族化，終於在漢末形成了思想一致的官僚集團，皇權開始萎靡。為了不受士族的控制，皇帝選擇了外戚，王莽從此上臺。但王莽的行為讓士族們錯認為他們的利益是一致的，王莽家族也進入了士族的行列，於是士族們便力挺王莽取代了漢朝。
可王莽並不想代表士族的利益，他是儒家虔誠的信徒，王莽隨即一系列復周禮的改革反而要剝奪士族的利益，這引起了一系列社會動亂，加上他們在地方上土地兼併引起流民起義，士族的統治出現危機。但危機恰恰也是機遇，昏亂的中央政府與盲目的起義軍怎麼會是士族的對手呢？在動亂中，士族們找到了新的代言人——劉秀。
劉秀借用士族的力量消滅了王莽政權，也鎮壓了起義軍，光復了漢朝。可身為開國之君的劉秀，並沒有劉邦劉徹的霸氣，他深知自己是被士族捧起來的。劉秀想遷都長安被士族集體反對，遷都長安（易守難攻）則意味著皇權獨立於統治階級之上，而洛陽則是關東士族們的大本營。士族就要給劉秀留在洛陽，才能與之“共治天下”。至此，士族的統治階級的地位終於站穩了腳跟。
東漢前幾代強力的皇帝還能駕馭得住士族在朝廷上的權力，但隨著更多的豪族進化為士族，士族日益壯大，皇帝再次受到挑戰，這時統治者與統治階級的關係就由統一轉化為對立了。皇帝就必須找幫手來對抗士族，他們先是搬出了外戚，後又搬出了宦官，不幸的是，東漢的皇帝往往英年早逝，要麼就是嗷嗷待哺，“幫手”們反而利用皇權的長期真空，成了權力鬥爭的主角，於是中央政府成了外戚、宦官、士族三方的角逐，中央政府就此衰微。
而地方上，士族的力量越來越強，後期還出現了汝南袁氏（袁紹家）這樣四世三公的大家族。漢末中央權力瓦解後，整個天下都成了士族的舞臺，雖然曹操想打擊士族，可為了自家利益（孫策因打壓江東豪族被刺），還是進行了一定的妥協，曹操死後，士族的力量更是不可收拾。終於，在曹丕許可下，士族們獲得了統治能力的質變——
九品中正制。士族終於蛻變為了世家大族，成為權力的壟斷階層，封建貴族之後最強的統治階級就此誕生。
閱讀更多 開創新世界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