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香港遭遇SARS疫情，人心惶惶，時任香港財政司司長梁錦松代表香港與中央政府簽署內地與香港更緊密經貿關係安排（CEPA），為香港經濟發展注入了一針強心劑。其後兩地簽署了十餘份補充協議，全面深化了香港與內地之間經貿投資的互補合作。
近年來，梁錦松投身商界，現任南豐集團董事長及行政總裁，並牽頭創辦投資公司新風天域集團，在粵港澳大灣區內頻頻投資醫療養老、生物科技產業。
“粵港澳大灣區的功能是紐約、東京、舊金山灣區三個功能的綜合，紐約灣區主要是有金融中心，香港是一個國際金融中心，這是一國兩制賦予香港獨特的地位，香港是亞洲區內兩個使用普通法的金融中心之一。東京灣區擁有先進的製造業，深圳、東莞、惠州等周邊地區有全球最好的製造業平臺。舊金山灣區主要是科研灣區，深圳是全世界最有創新能力的城市之一。”梁錦松在接受21世紀經濟報道獨家專訪時表示。
粵港澳大灣區應三合為一
《21世紀》：粵港澳大灣區相比全球其他主要灣區有何競爭優勢？未來應如何定位？
梁錦松：全球60%的GDP主要集中在灣區，現代經濟主要是城市群之間的競爭。粵港澳大灣區在面積、人口、GDP增速以及貨櫃吞吐量方面，都超過東京、紐約、舊金山其他世界三大灣區。大灣區廣東省9個城市包括全球領先的製造業基地、中國最具創新精神的城市、華南最大商業中心、文化旅遊中心，擁有廣袤的土地和眾多的人口。而香港具備“一國兩制”的制度優勢以及國際人才優勢，澳門則是全球主要的娛樂會議中心。粵港澳大灣區內不同城市可以實現優勢互補，功能應該是三大灣區的綜合，打造成一個集科技灣區、金融灣區以及產業灣區於一體的綜合灣區。所有這些灣區都是創意產業中心、醫療中心、高等教育中心、人才中心。
《21世紀》：香港在大灣區發展中可以發揮什麼作用？香港最近推出了吸引海外科技人才的政策，你如何看待人才之爭？
梁錦松：香港的優勢在於制度和人才優勢，香港是國際金融中心、國際人才中心。我在二十年前提出香港的定位是曼哈頓＋，加的一個是高等教育，另一個是醫療，這兩方面香港還是比較有優勢的。目前華南地區只有四所大學進入全球排名前100位，都在香港。
而人才是現代經濟發展最重要的要素，是決定新經濟成敗的關鍵。香港擁有國際頂尖人才喜歡的生活方式。比如谷歌40％的員工不是住在山景城（Mountain View），而是住在舊金山大約距離山景城45分鐘車程，主要原因是生活方式，這是高端人才很重要的一個考慮因素。對於一些國際人才，他們去內地可能會出現水土不服的情況，香港可以為這些國際人才提供法治、多元、國際化、醫療、良好的教育等。
在1997年，（前特首）董建華當時問包括我在內的行政會議成員，五年之後，如何衡量我們是否成功？當時我的回答是聚財、聚才，能夠聚集更多的錢財發展國際金融中心，培養和吸引更多的人才來發展高附加值產業，比如科技、創意、金融等。我當時明確說，人才比錢財更重要，有人才就有錢財。絕大多數的香港人都是新香港人，香港從來都是一個開放城市，吸納全球的精英才有今天。
《21世紀》：粵港澳大灣區不同城市之間應如何協調發展？
梁錦松：大灣區涉及一國兩制，三個關稅區，如何將不同城市的長處結合在一起。目前大灣區主要由發改委牽頭，香港、廣東、澳門三地參與，這個官方的協調機制是否可以考慮由一名政治局常委坐鎮，定期聽取報告，協調發展可能效果更好。在官方的領導之下，設立民間諮詢機制，一是總體政策的諮詢委員會，二是各個行業的專家向官方報告，讓政府瞭解具體行業存在的痛點。中國的很多問題是大門開了，小門沒有開。
醫療養老、生物科技前景廣
《21世紀》：去年新風天域入股深圳博德嘉聯醫生集團，在大灣區發展新醫療合作模式，能否具體介紹一下相關的投資計劃？
梁錦松：醫療行業是千載難逢的機會，需求不斷增長，而供應卻嚴重短缺。醫療是關乎灣區民生的一個重要方面，在大灣區工作、定居、退休的香港居民，都需要有好的醫療。大灣區擁有發展醫療健康產業的良好基礎，一直是我國各行業跨境合作的窗口。我們希望可以藉助資本的力量順勢而起，進行醫療健康產業的跨境深度整合，利用國內的資源，國際的標準，國外的培訓和管理方式，讓內地居民和在廣東居住的港澳人士可以享受先進的醫療服務。然而，這其中需要打破一些政策的壁壘。
《21世紀》：為何選擇在廣東省投資醫療養老產業？你如何看待其中的機遇和挑戰？
在內地投資醫療行業的挑戰在於法例的地區差異，不僅每個城市不同，甚至每個區都不一樣，監管很嚴。由於缺乏相應的人才，我們需要自己進行培訓。新風天域希望未來可以在內地投資更多的職業和技能培訓教育。
《21世紀》：你曾經說生物科技將是大灣區的一個風口，怎麼看待其中的機遇和挑戰？
梁錦松：生物科技是推動新經濟的一個重要領域。粵港澳大灣區有條件發展生命科技，香港擁有全球頂尖的生命科技科學家，世界知名的高等院校，兩所頂尖醫學院，以及一國兩制的制度優勢，國際認可的知識產權保護體系。這可以與內地龐大的市場，巨大的臨床試驗空間，以及先進的生命科技實驗室優勢互補。南豐計劃投資15億美元在生物科技領域，現在已經投資了5億美元，主要團隊在美國，在上海有一個小團隊。
香港與深圳政府可在河套地區設立生命科技科研合作特區，實施一二線安排。兩地科學家、病人、醫護人員、實驗用器材、藥物、動物等在進入河套一線免檢，進入二線才需經正式海關邊防，不然不同的關稅區、檢疫區的安排很複雜。
位於法國和瑞士邊境接壤地區的歐洲核子研究組織（CERN）的梅漢實驗地已經採用了邊境科研合作特區的模式。這個地區共有6個入口，其中四個入口位於瑞士境內，對所有CERN人員開放，另一個入口位於法國境內，在上下班時間對所有居留法國的CERN人員開放，由海關管理。另有一個入口是法國隧道的入口，只對進出法國的器材運輸開放，貨運免稅。
港元有點壓力，但是死不了
《21世紀》：香港應如何鞏固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
梁錦松：對此我有幾個方面的思考，一是如何進一步發展境外人民幣資產市場，這個勢在必行，是香港的三大風口之一。香港離岸人民幣資金池近幾年有所縮減，有客觀原因，因為中國存在貿易順差。我和前幾任總理都直接提議過，人民幣國際化是一定要做的，中國的經濟已經國際化、全球化了。但是人民幣國際化不能過早地自由兌換，如果完全自由兌換，資本賬戶沒有緩衝地帶。一旦金融危機蔓延到中國，就沒有任何緩衝。
海外投資者持有人民幣，但卻沒有很多資產可以投資，因此香港應該發展更多的離岸人民幣資產，比如是否可以在香港利用離岸人民幣買賣股票？境內與境外人民幣利率的差價是否可以發展相應的衍生品？對於一些持有境外人民幣的私募基金，是否可以透過某機制實現境內外對沖，實現流進流出？這些都是應該可以思考的。
港交所最近推出了同股不同權，允許沒有收入的生物科技公司上市，這些都很好。下一步可以考慮用港元、美元或離岸人民幣，發展空白支票公司（blank check company）。美國有一種公司叫特殊目的併購公司（Special Purpose Acquisition Company），這類公司沒有任何資產和實業，先從市場拿錢，這種公司在美國市場已經發展了十幾二十年了。這對於推動香港成為資產管理中心非常有效。
《21世紀》：隨著美聯儲啟動貨幣正常化，資金開始流出新興市場，近期港元匯率不斷逼近弱方保證，你認為港元是否能繼續維持聯繫匯率機制？在哪些條件下才適合與美元脫鉤？
梁錦松：港元有點壓力，但是死不了。有人問金融危機是否會再現，1987年大崩盤，1997年、2008年金融危機，每十年一次金融危機的說法有點迷信，但是金融危機的土壤已經存在。金融的泡沫即負債率，現在全球主要經濟體的負債率都超過以前，而且全球資產的估值都已經很高，美股已經達到歷史新高。此外，主要經濟體的利率都在上升。這三個宏觀經濟的因素意味著金融危機的土壤已經存在，但沒人知道具體的導火索在哪裡，所有的導火索都是無法預計的。
如果港元脫鉤，（香港）這麼小的經濟體，一旦匯率浮動的話很危險。暫時人民幣還不能自由兌換，如果港元自由兌換，就可能變成替代性對沖（proxy hedge），那就更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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