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肥故事,三國時期巢湖變遷與居巢縣的陷沒

最憶是巢州

合肥故事,三國時期巢湖變遷與居巢縣的陷沒

三國時期巢湖變遷與居巢縣的陷沒——基於“陷巢州、長廬州”現象的回溯性考察

(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中心,上海,200433)

(中國科學院青藏高原研究所,北京,100101)

[提要] 秦漢時期的居巢縣位於何處,歷史上存在不同觀點,其背後也關聯著學界對古巢湖形態變化的認識分歧。從《三國志》之記載可以確定居巢縣和巢湖在空間上彼此依存,明清《巢縣誌》中的乾旱記錄和近年來的考古發現則為認識秦漢居巢縣聚落狀態提供了可靠的依據。根據這些資料,可以初步判定居巢縣的毀滅和吳魏戰爭期間濡須口一帶的軍事活動密切相關,而此段時間的地質活動,又可能加劇了人為災害,使得秦漢時期的古巢湖向東侵襲,形成“陷巢州、長廬州”的環境變遷。

[關鍵詞] 巢湖 居巢縣 聚落 自然 變遷

千百年來,在巢湖流域,一直流傳著名為“陷巢州、長廬州”的傳說,大意是巢湖底部舊為城池,後城中人誤食大魚,使城下陷為湖,而廬州(今合肥)則為之上升,傳至近代,已形成了多種版本。學界一般認為它是基於《搜神記》的神話傳說,後在流傳中反覆拼合黏貼而形成,也有人認為它是東漢時“歷陽陷湖”事件的一種異化。從故事本體來看,“陷巢州”故事和國內許多陷湖傳說有近似之處,而巢湖地處江淮中心,戰亂頻繁,聚落興廢無常,也使問題變得撲朔迷離。事實上,從文獻向上回溯,佐之以一定的考古證據,“陷巢州、長廬州”一事真實的發生地點與原因,並非完全不可解釋。這一事件的產生,應與漢末三國巢湖地區的城鎮興廢密切相關,對其解析,應先從事件關聯性最大的“巢”或“居巢”的地理位置和城市屬性研究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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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現代巢湖和晚更新世巢湖水域範圍示意圖

一、居巢的地理區位及城市特徵

在先秦文獻中,居巢是並不常見,但卻非常重要的小國。如魯文公十二年:“夏,楚人圍巢”,昭公五年:“楚子懼吳,使沈尹射待命於巢”,後昭公二十四年,“冬,吳滅巢”,再過八年,即定公二年冬十月,“吳軍楚師於豫章敗之,遂圍巢,克之”。從上述文獻來看,居巢地處吳楚拉鋸的中心地帶,是經常位於戰爭中的國家,但這一時期,居巢的具體位置及它和巢湖的關係,學界尚存不同的觀點。譚其驤先生在《鄂君啟節銘文釋地》一文中,曾認為先秦之巢或居巢,在淮北與淮南同時存在,秦漢之居巢縣是先秦居巢的一處,黃盛璋先生認為,“不論《左傳》之巢或《史記》之居巢都是統一的,它們都是在一個地方,和本銘(指鄂君啟節之銘文)之居巢也在一個地方”。這兩種觀點所指向的秦漢居巢縣治的具體位置也並不相同。

先秦是否存在多個居巢暫且不論,但秦漢之際,正如譚、黃二先生所主張,江淮間的居巢縣僅存一個是可以確定的。雖然三國時因淪為魏吳間戰場而荒廢,但秦漢至漢末三國之間,該縣並未有遷移的記載,它的地理位置應是穩定的。通過比較《三國志》的記載,可以發現此一時期的居巢縣是具有以下特徵的城市:

首先,漢末三國之居巢縣位於巢湖湖口。《三國志·魏書》載:“(青龍二年)五月,太白晝見。孫權入居巢湖口,向合肥新城。”就明顯說明了這一點。而居巢和周邊城市的相對關係也容易判斷。《三國志》載:“霸為都亭侯……從討孫權,先登,再入巢湖,攻居巢,破之”,又說,“二十一年冬,曹公次於居巢,遂攻濡須。”前一材料說明臧霸進攻孫權的路線,是先穿過巢湖,再進攻居巢縣,後一材料說明從居巢縣可以通過水路——即出湖的濡須河進攻孫吳重鎮濡須口。顯然巢湖東西兩岸城市和湖泊的空間關係,自西向東應分別為:合肥縣-巢湖-居巢縣,最後到達孫權掌控的濡須重鎮。居巢縣扼守巢湖東湖口,它和巢湖的相對位置,和明清巢縣(即今巢湖市)是比較接近的(圖1)。

其次,居巢縣是一個人口和規模存在變化的軍事性城市。前文引述到春秋時期吳楚兩國在居巢的軍事活動,這座江淮之間的小城,兩漢之間人口不多。《三國志·吳書》載:“瑜觀術終無所成,故求為居巢長”,周瑜“以……無錫人顏連為居巢長”,依《後漢書·百官志》:“ 凡縣主蠻夷曰道,公主所食湯沐曰國,縣萬戶以上為令,不滿為長。侯國為相。皆秦制也。”秦漢時居巢的人口級別應該在萬戶以下。從《三國志》的大量的駐兵記錄來看,吳魏戰爭時期,居巢的主要功能也是軍事性。如公元207年(建安十二年)夏侯淳“從徵孫權還,使惇都督二十六軍,留居巢”,又過兩年,“太祖還,留霸與夏侯惇等屯居巢”,217年(建安二十二年),“三月,王引軍還,留夏侯惇、曹仁、張遼等屯居巢”,直到234年,“權果召然入居巢,進攻合肥。”才顯示孫權第一次佔據居巢。從207年至234年,居巢作為曹魏窺視濡須和東吳的前沿據點,時間長達27年。按曹魏軍隊的編制,大致按部,曲,屯,隊,什,伍六級劃分,一軍大約在五千人上下。假定以公元207年的駐紮人口總人數為參考,當時二十六軍應駐紮十三萬人左右,這顯然不是一座萬戶的小城可以容納的。居巢縣必然會在穩定駐軍的基礎上進行軍事化的擴建,或在周邊地區建立更多的堡壘和據點。否則就無法滿足長期駐守及防禦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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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靜與動:居巢縣具體方位的兩種說法

《三國志》成書於西晉,是二十四史中評價最高的“前四史”之一。一向以抒寫嚴謹,考證精審著稱。“陳壽作《三國志》,辭多勸誡,明乎得失,有益風化,雖文豔不若相如,而質直過之,願垂採錄。” 裴松之認為此書“銓敘可觀,事多審證,誠遊覽之苑囿,近世之嘉史”。常見版本的《三國志》中記載居巢的文句共十一處,其中載於《魏志》七條,載於《吳志》四條,多與吳魏之間戰事有關,且都發生於巢湖周邊,也可據此肯定秦漢之居巢縣一定是位於巢湖流域的城市。既然可以肯定該縣所處的大致區域,那麼它的具體位置又在何處,與明清巢縣的相對關係又是怎樣?我們從文獻中,大致可以梳理出靜止和變動兩種觀點:

1. 靜止觀

靜止觀傾向於認為秦漢之居巢縣和巢湖湖口,都在明清巢縣附近,在清初就已流行。高士奇在《春秋地名考略》中說“巢”:“秦為居巢縣,亦曰居鄛……漢仍為居鄛縣,屬廬江郡……今巢故城在巢縣東北五里”。魏嵩山引康熙《廬州府志》:“居巢故城在巢縣東北五里:‘今臺址猶存,高丈餘,邑人張氏據以為冢,下有聽書港,洗硯池’”,又據三國居巢地處濡須和合肥之間的相對位置,判斷明清巢縣和秦漢居巢的所在位置相差不大。“唐以來巢縣即今縣,此正與東漢建安十八年、二十二年曹操進攻孫權由巢湖而居巢至濡須口的路線相符”,故:“古巢國及漢晉居巢縣自有其地,即在今安徽巢縣附近。”但和靜止說相對的,康熙《巢縣誌》認為:“赤烏未陷以前,巢城尚在巢河(即濡須河,今裕溪河)以西,無為襄安臨湖一帶皆為巢境,自陵谷易位,遷治於河以北”,代表了歷史上對居巢縣具體位置的另一種認識。

2. 變動說

這種認識,也就是民間俗語所稱的“陷巢州,長廬州”。值得注意的是,和《搜神記》所稱的“古巢”不同,《太平寰宇記》引《三國志·吳志》中逸文,就作“居巢縣”:“或雲巢作剿字音,亦謂‘焦湖’。耆老相傳曰:居巢縣地,昔有一巫嫗,預知未然,所說吉凶,鹹有徵驗。居巢門有石龜。巫雲:‘若龜出血,此地當陷為湖。’未幾之間,鄉邑祭祀,有人以豬血置龜口中,巫嫗見之,南走,回顧其地,已陷為湖。人多賴之,為巫立廟。今湖中老姥廟是”。“陷巢湖”屬於大洪水系列民間故事體系中的陷湖類故事,傅光宇曾在《“陷湖”傳說之型式及其演化》一文中,將所有陷湖類故事類型加以分析,共梳理出五種形式,認為“巢湖(焦湖)地區兼有B、C、E三種型式,是‘陷湖’傳說幾種型式流播之交匯區。它既起到交流並加以選擇的作用,又起到在選擇後向四方擴散之作用。”換言之,起源於《三國志》或《搜神記》的陷巢湖故事,具有某種原發,融合,並向周邊擴散和過渡的作用。在陷湖說的推論之下,居巢縣並不在今天的位置,而位於今日巢湖的湖底,而古巢湖的湖口自然也要向西南方向偏移,秦漢以來的巢湖,必然在某個特定的歷史階段,經歷過漸進或突發的東進過程。

事實上,從2001年開始,陸續有人從巢湖東部湖區北岸的唐家嘴村附近湖灘發現文物。這些文物類型很多,包括玉器、銀器、銅器、鐵器、陶等,類型豐富,涵蓋了從新石器至王莽時期的各個時代,“遺址上出現大量漢代陶器殘片,以及被掩埋的10-20cm厚的生活灰燼層。通過對文化層中間層灰燼的14C測年,距今年代2090±130a BP”。結合文化層考慮,遺址結束於1800年前左右,即漢末三國時期。“據當地農民介紹,陶片分佈的範圍向湖中可以延伸有4公里遠”,這片綿延入湖中的遺址,也證明目前巢湖的東部湖區,至遲在漢末,其面積較之今天縮小很多,而岸線也向南部有較大偏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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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明清地方誌的遺址記錄及對居巢縣城鎮的印證

根據1954年航拍,1960年繪製的現代地形圖,地理學界推測今日巢湖周圍的10米等高線即為古巢湖湖岸的輪廓,涵蓋了巢湖的‘四大湖灣’,即杭埠河、南淝河和柘皋河的入湖口和外流通道裕溪河的湖口,其總面積達2000餘平方公里,年代約在商周時期。王心源認為,唐家嘴遺址的發現,表明巢湖在商周至秦漢之間,因氣候乾旱而縮小,此時人類開始向南部活動,因而形成了這些聚落。換言之,當時巢湖全域實際處於非均質的乾溼狀態——西部湖區面積大於現今,可能接近於商周的水平,東部湖區則十分乾燥。如果將唐家嘴遺址及其南部的4公里左右視為這一時期人類活動的最近範圍,那麼這一區域以外,既可能是面積較小的湖泊,也可能是大片的陸地與河流。它的具體狀況,取決於是否有更多的遺址被發現和記錄。康熙十一年,於覺世委託陸龍騰編修《巢縣誌》,陸整理了最近幾次巢湖乾涸的記錄,其中就有明代人尹士達的所見所聞,包含的信息十分豐富:

“成化癸卯(1483年)中,餘僑寄邑南之高林。正月三日以履端之慶,過法雲院,歸至山椒,忽然湖中城垣高聳,樓櫓崢嶸,旌旗帆檣旋繞於城外者,紛沓分明於煙靄中,乃下馬注目者久之,因顧謂同行曰:異哉此遇乎!

父老謂湖幹則巢州現,豈今歲亢旱之報,抑蜃氣噓為樓臺者雲?因詠詩以記之,是年春半詛?秋,歷時不雨,湖亦就涸,人皆由湖心行。瀕湖居民,鹹於湖掘取磚石,鬻利於郡城者至相接踵。接問之,則曰:巢州故物也。因歷訪之,鹹曰:姥山西舊稱巢湖。姥山東則故巢州。晉赤烏二年陷也。且巢湖襄五百里,此說為近,故錄餘親睹事以質疑。”

姥山島位於巢湖之中心,與北岸半島的“中廟”和南岸的齊頭嘴,構成了巢湖東西二湖的地理分界線。尹士達於1483年訪談聽說的“姥山西舊稱巢湖,姥山東則故巢州”,反映了巢湖當地對歷史上確實存在過不對稱乾溼狀態的一種地理記憶,和前文的推斷是一致的。值得注意的是,文中記錄了1483年乾旱在東部湖區暴露出的聚落遺址,這個遺址和唐家嘴遺址最大的不同,是存在著大量的磚石,從它們大量被搬運販賣的情況來看,可以推測是一座堅固的城市。

對於該城的具體位置,文中並未說明,從“寄邑南之高林”、“瀕湖居民,鹹於湖掘取磚石”的語意來看,判斷這座遺址可能位於今高林鎮北部湖中某處。不過,類似的事件又一次發生於康熙七年,是年,郯廬地震帶沿線發生了普遍旱災,類似城址又一次暴露,且為陸龍騰所親見,距編纂《巢縣誌》五年不到,十分可信:

“康熙七年冬,湖涸。有蘆溪嘴運糧軍人於其東南十餘里見大磚砌湖中土內,掘之得古城磚數萬,鬻郡中,其地與高林相對。”

蘆溪嘴在今黃麓鎮一帶,是巢湖北岸一處特別的地貌,“在焦湖北岸,近白

露花塘兩河之間,有長磧入湖中十數里,東西往來,船隻必迂道避其淺”,光緒《廬州府志》,又作“長灘”,其上“舊多蘆葦,最易藪奸”,後“擴而去之,並禁舟載蘆葦,過湖以安行旅”,同書還繪有圖像,顯示是一處向湖中綿延漫長的帶狀灘地(值得注意的是,灘地南端還有一座小廟)(圖2)。由於後期巢湖水位的升高,沙磧多部為水淹沒,從目前僅存的部分來看,走向東南,大致與南岸的高林嘴相對,二者距離約30華里。陸龍騰說這個城市遺址,從蘆溪嘴向“東南十餘里”,其地又“與高林相對”,恰為二者間距的一半,應是位於蘆溪-高林連線中點的湖底位置。這個位置,和成化年間暴露的城市大體一致,它們很可能是屬於同一座或同一片城市所形成的遺蹟(圖3)。

從陸龍騰蒐集整理的材料來看,這座城市還有幾點非常值得注意:

一、從磚石用量來看,這座城市若非具有重要的政治功能,就是防禦性極強的軍事堡壘。就目前所知,漢代前期城市多不用磚,漢末,城磚逐漸使用,但使用並不廣泛,如四川廣漢發現的東漢時期雒縣古城 , 城牆用夯築, 內壁近於垂直, 兩側僅砌有10 層帶‘雒城’、‘雒官城墼’字樣的銘磚。魏晉以來,情況類似,如曹魏首都鄴城,《水經注》說:“其城東西七里,南北五里,飾表以磚,百步一樓”,也只在城牆表面使用(江淮地區漢魏城址用磚更為少見)。可是陸、尹二人看到的這座城市:“大磚砌湖中土內,掘之得古城磚數萬”,其用磚量大大超過了同時代其它城市,顯然是一座經過規模化建設的,十分堅固的堡壘。聯繫曹魏佔據居巢二十七年時間,並多次增兵,長期堅守以為進攻濡須前沿堡壘的歷史,巢湖湖底暴露的這片遺址,顯然符合這一特徵。

二,陸龍騰所整理的材料,顯示出這片城市周邊的廣闊區域,存在著許多其它等級的聚落遺蹟。一,上述城址之南岸,“高林河邊旁有墩突起,高二三丈……南行裡餘,地名陳家花園,掘三尺餘,有天井、石階,又掘而前有石城門限,限上車轍痕深數寸。”似乎又是一座較小的城鎮。其二,據漁人講述,湖底有幾個點狀分佈的墩臺,“湖中有三磧,北曰灰磧,掘之有灰;中曰大磧,近巢河曰欄船磧,此三磧者,每湖水涸,漁於舟中者習見之,其土墳然而起,其上皆有木出土數寸,如屋柱森列甚眾,水稍盛則沒不見”,“掘之有灰”,應是類似唐家嘴遺址的生活灰燼層,“墳然而起,且上皆有木出土數寸”,則暗示了起先可能有建築存在。從上下文語境來看,這三處墩臺似乎是沿著某種水體走向自西向東線狀排列的,其中東部一座接近“巢河口”(即今裕溪河口),中部或西部一座不排除就是唐家嘴遺址之南延。舟人常見的這三座湖中之磧,說明巢湖東部湖區底部,小型聚落成片存在,且分佈範圍十分廣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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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吳魏軍事行為對居巢陷沒的影響

一座大量用磚的城市,加上週邊有很多中小型聚落零散分佈,且遍佈整個東部巢湖的湖底,與前文所作的居巢縣周邊是“以城市為中心的成片城鎮群”的推想是比較吻合的。我們將居巢縣的中心城市劃定於蘆溪嘴-高林嘴連線的中心位置,再將其它遺蹟也在地圖上標註,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印證和理解吳魏戰爭時期居巢縣周邊的軍事地理形勢(圖4)。首先,居巢是與孫吳對峙的前沿陣地,又通過水路和濡須口連接,既是曹魏南下的要津,更是孫吳北上的樞紐。為了鞏居巢的城防,曹魏必然會沿著孫吳軍隊擅長的水路展開佈防。“墳然而起”,分北、中、東分佈的“三磧”,不排除是居巢縣以東,曹魏沿古裕溪河道分佈的軍事據點。這些據點的存在,似乎為我們勾勒出秦漢時期,古濡須河從居巢縣向東北,再向東蜿蜒流淌的景象。到達今巢縣位置後,平坦的陸地為群山包圍,人煙稠密,遺址眾多,1996-1997年發掘的“北山頭”、“放王崗”等漢墓中發現的隨葬物,“有些器物在我國已發掘的漢墓中也十分罕見”,顯然是這一時期另一處人煙密集的區域。穿過這片區域,濡須河折向東南,約經30華里,到達濡須口。此處地形險要,兩山夾峙,濡須河主航道從中穿過,如果遭到阻滯,顯然會給上游帶來滅頂之災(圖5)。

和巢湖地區長期流傳的神話傳說不同的是,陸龍騰在上述遺址記錄和考察的同時,提出了關於“陷巢州”原因的個人觀點。他認為孫吳的軍事行為,特別是東興堤的建立是導致居巢縣被淹沒的主要原因。“權黃龍元年遷都建業,二年(230年)築東興隄遏湖水”,孫權在遷都建業的第二年就在濡須口建立攔水大壩,顯然是希望用洪水來淹沒上游地區,藉以抵消曹軍對建業的威脅。“東興堤成,濡須塢船由龜山尾出入,今河路猶存,石崖高數十丈,纜跡尚在”,大堤建成後,作用十分明顯,當年滿寵就力排眾議,建議將合肥北遷:“其西三十里,有奇險可依,更立城以固守,此為引賊平地而掎其歸路,於計為便。”合肥新城建好後,居巢留下了歷史上最後兩筆記錄:“(青龍二年)五月,太白晝見。孫權入居巢湖口,向合肥新城”,“權果召然入居巢,進攻合肥。”從此後,即徹底消失於史蹟之中。

居巢縣之消失,顯然和濡須河水遭到阻滯的而形成的突發性洪災有直接關係,正如上文分析的,濡須口至居巢各城鎮之間距離較短,沿途為群山環抱,缺乏洩洪通道,一旦發生洪水倒灌,將很快危及上游城鎮。錢玉春整理了唐家嘴發現的各類文物,判斷遺址的產生和歷史上的災變密切相關:“玉器、銀器等經濟價值比較高的遺物,是一些以廢墟為特徵的遺址上所沒有的,遺址有可能是在某次突然的災難中沉入湖底”,陸龍騰在濡須口考察了導流航道兩側的纖繩痕跡,也發現歷史上曾出現異常的水位抬升:“地勢高,水中亂石如劍戟,必增水丈餘,舟始無礙”。無論從文物的狀態,還是纜跡的存在,都說明這場洪水來之迅速,而淹沒的時間卻十分漫長。“二年築東興隄,遏湖水,後徵淮南,敗以內船,由是廢不復修”,司馬光認為“謂正始二年芍陂之敗也”,假如從黃龍二年(230)算起,至正始二年(241),濡須口至少被東興堤堵住達11年時間。上游在混亂中被遺棄的所有城鎮顯然都無法恢復,居巢縣及其周邊城鎮的消失,也就成為了歷史的必然。

在這個過程中,除了人為作為以外,自然災害也可能起到了輔助作用。康熙《巢縣誌》引舊志雲:“吳赤烏二年巢城陷為湖”,這種說法在巢湖當地流傳甚廣。王心源認為這裡的“陷”不排除地震作用的綜合可能:“‘陷’字可至少有多重含義:1.突然的地震,滑坡(塌),使居住地沒入湖中;2.突來的洪水、暴雨湖水位大漲,加上巨浪,淹沒居住地;3.更或是該日地震、滑坡(塌),與滂沱大雨、強風共起,使居住地‘一夕化為湖’”實際上,從《三國志》的記載來看,東興堤修建前後,確實有大地震集中發生。“嘉禾六年(237年)五月十四日,赤烏二年(239年)正月一日及二十七日,地皆震動。”,“是時,呂壹專事,步騭上疏曰:‘伏聞校事吹毛求瑕,趣欲陷人……如此,天地焉得無變!故地連震動!’”,除了在正史中留下記錄以外,這段時間的災害記憶在中國東南地區方誌中多有記載,如宜興,張公洞“在縣東南五十五里湖汊之上,傳孫吳赤烏二年一夕大風雨迅雷,洞忽自開,高六十仞,週五裡,洞深五十餘仞。”浙江嵊縣迴向廟:“赤烏二年,一夕風雨驟作,如萬騎雜馳,曉視之,廟東向矣。”這種反覆的經常性的地震極有可能破壞了巢湖原有的地質結構,並加劇了居巢縣附近岸堤的崩塌,在人力和自然的聯合作用之下,使得西部湖水加速向東部漫灌,最終形成了堰塞區和漫灌區相連的成片水面,這一地貌的改變隨著時間的流逝,愈加不可逆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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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居巢縣陷沒之後的巢湖自然地理變化

回到本文的主題,聯繫到在人為和地質災害的綜合作用下,秦漢巢湖突破原有界限向東部漫灌的過程,則“陷巢州、長廬州”一語的真實意義或不難解。從史料中看,秦漢時期的合肥是一座典型的沿湖城市,《史記》中說:“合肥受南北潮,皮革鮑木輸會也”,城市北有肥水灌入淮河,南有施水(又稱南淝河)灌入巢湖,“施水又東經湖口戍,東注巢湖,謂之施口也。”這條通向巢湖的河流,當時水量極大,酈道元說:“夏水暴長,施合於肥,故曰‘合肥’”(就是說由於夏季與巢湖聯通的施水上漲,甚至能與北部的肥水相通)。這一時期的合肥“居四水中”,施水足行大船,所以孫權的戰船可以直接深入合肥之腹地。公元230年滿寵說“合肥城南臨江湖,北遠壽春,賊攻圍之,得據水為勢……賊往甚易,而兵往救之甚難”,就是說明這種情況。但這一強大的河流運力,實際從三國以來一直處於匪夷所思的衰退之中,在入湖水量並無太大變化的情況下,明清時期,施水淤塞甚至斷流,必須要在水中築壩才能保證運輸的通暢。這座大壩稱為“梅龍壩”,寬約2米,斷面梯形,在今肥東縣長臨河鎮梅龍壩村,“合肥之水,經三汊,出施口,下巢湖,至八月,江潮退,水潦降,湖水平。鉅商大賈,舟楫不通,乃築堰於梅氏宅後,以蓄合肥之水。通上下,利舟楫,而壩以始焉。”但梅龍壩只能保證上游的河水蓄積在壩前,從壩以下直到施口,則形成長達十餘里的淤泥灘(圖6)。“安徽巢湖施口,乃由蕪湖至合肥之要道,每逢隆冬及水涸之際,幹灘數里,船隻往來淤泥中,非牛拖不能經過。”(圖7)用牛將船隻拖上梅龍壩,再轉運貨物的場景,在民間稱“拖灘”,顯然和“施合於肥”的景象不可同日而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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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不可思議的岸線衰退,顯然使合肥的城市中心大大的遠離巢湖了,伴隨著沿湖陸地和灘塗的逐步擴大,合肥的陸地面積也隨之增長,這或許是“長廬州”的真實含義。梅龍壩的建立和拖灘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也說明了“陷巢州”過後,整個巢湖自然地理狀況的巨大變化,一方面,湖水東侵造成了城鎮的淹沒,另一方面,部分湖水流入新的湖盆,原有區域蓄水量減少,露出了新的陸地。施育新2006年在杭埠河三角洲採集平原鑽孔時發現,“全新世晚期(大約距今2.15kaBP以來),巢湖的演化明顯受到流域環境變化和人類活動的雙重影響。此時期氣候開始變得寒冷,降水量減少,鑽孔所處位置已演變為三角洲沉積,至1.9kaBP以前三角洲開始冒出水面,至1.4kaBP以前三角洲停止發育。”1.9kaBP時段正在東漢中期前後,而1.4kaBP為隋唐之際。這一長達500年的灘塗發育時間,可能是居巢和合肥兩個區域逐漸為水覆蓋與遠離的時間總長。唐代詩人羅隱經過巢湖,參觀了湖邊“聖姥廟”,留下了“借問邑人沉水事,已經秦漢幾千年”的詩句,也證明“陷巢州、長廬州”的歷史記憶,在唐人的觀念之中,尚屬清晰可辨的歷史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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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結論

綜上所述,漢末三國,由於特定的人類歷史活動加之以頻繁的地質災害,巢湖地區發生了十分劇烈的湖面變動。在這場變動之前,西部巢湖的東界!可能延伸至蘆溪嘴-高林嘴一線,而現今巢湖的東部水面以下,則為居巢縣及附屬堡壘和城鎮,在東興堤修建之後,湖水倒灌,加之以可能引發的地質災害,使得東西二部水面逐漸連片,同時造成了周邊人類生存環境不可逆轉的破壞。

在這場人力和自然的聯合動作之中,秦漢居巢縣遭到毀壞,經過長達五個世紀的時間,逐漸成為一座水下城市。在這一過程中,由於水量的東移和湖面的擴大,使得秦漢以來運力充沛的南淝河水位下降,合肥成為一座遠水城市。

這一過程的具體原因,在江淮的戰亂中不免被扭曲和異化,從而導致了《搜神記》中神話的形成和靜止與變動觀點的對立,但流傳千年的“陷巢州、長廬州”一語,仍應視為漢末以來巢湖流域一系列自然環境和城市地理變遷過程的準確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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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靖華(1981-)男,安徽合肥人,南京工程學院講師,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歷史聚落地理。通信地址:上海市楊浦區邯鄲路220號復旦大學光華樓西主樓2212室。郵編:200433,電話:13951777663 郵箱:[email protected]

陳浩(1988-),男,安徽阜陽人,中國科學院青藏高原研究所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湖泊沉積與環境演化。地址:北京市朝陽區林萃路16號院3號樓,郵編100101。電話:18801286932。郵箱:[email protected]

Changes of Chaohu Lake and Subsidence of Juchao Country during Three Kingdoms based on the backtracking study of “Chaozhou Sinks, Luzhou Rises”

Zhang Jinghua, Chen Hao

Institute of Chinese Historical Geography,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Institute of Tibetan Plateau Research (ITP),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China

Abstract:From the past to present, there are different opinions on the location of Juchao Country and the Changing of Chaohu Lake during the Qin and Han dynasties. In fact, we can find that Chaohu lake and Juchao Country are geographically linked in the Records of Three Kingdoms, and can also find some scientific basis from the local records and archaeological materials, from which we can deduced that the flood from Ruxukou during the war between Wu and Wei, is the main reason of the subsidence of Juchao Country, besides, the earthquake happened in those years also made the water of Chaohu lake come over the ancient banks, and make the Luzhou City rise and Chaozhou City sink, like the saying goes.

Keyword:Chaohu Lake; Juchao Country; Settlements; Environment change

最憶是巢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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