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點 在“雞血”輿論和孩子們愈發緊湊的時間表之間，為人父母，究竟該如何看待如今培育孩子的方式，是選擇“放養式”的自然成長？還是為孩子安排好學習生活的協作培養？伯克利大學社會學博士安妮特·拉魯，從社會學角度來觀察不同階層的孩子如何受教育和度過閒暇時間，分析這其中的不同會對孩子們長大後有怎樣的影響。下文作者根據她的理論，結合自己的育兒經歷，分享了他對兩種育兒方式的看法，解答了中產育兒的迷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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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種中產育兒亂象之下，聊到孩子日程安排太滿時，常會聽到一個說法，“應該讓孩子們像過去那樣有很多閒散時間自由地玩耍”。其實這只是一個浪漫的盼望。看看我的父輩們，從四五歲就開始分擔家裡的勞動。事實上，歷史上一直要到二戰後，生產力的發展加上童工法（1920年以後）的實施，孩子們才開始有很長時間自由玩耍。
然而在那之後，“課外活動制度化”隨之形成。特別是在中產階級之間，孩子們很快“再度”失去自由玩耍的機會。與之同步醞釀的，是家長之間普遍存在的焦慮感，揮之不去。
幾乎每個父母都在糾結：我如何能給孩子最好的東西（生活、教育、環境……）？說到最好，就難免涉及社會階層的話題了。在整個人類的歷史進程裡，除了一些帶實驗性質的小範圍烏托邦，這個世界從來不是平等的。想到我們家剛實現的“菜場財富自由”，很明顯，雖然我很愛女兒，但是給不了她“最好”的成長環境。
那麼問題來了，社會階層的不同，對育兒果真有那麼大的影響嗎？帶著這個問題，我拿起了Annette Lareau 《不平等的童年》一書。
《不平等的童年》
出版社: 北京大學出版社
副標題: 階層，種族和家庭生活
原作名: Unequal Childhoods: Class, Race, and Family Life
譯者: 張旭
出版年: 2009-12
這本書源於一個持續了8年的研究項目。作者招募了88個家庭（都是職工家庭，不包含自己做老闆的情況），根據父母工作場合的權威力和“文憑屏障”（有些工作需要一定程度的文憑才可申請），將這些家庭的孩子分為三個階級：
一、中產階級兒童：父母（至少一方）在工作上擁有管理實權，或者其工作需要非常複雜的､有專業證書（通常是大學文憑）的技術。
二、工人階級兒童：父母雙方都不擁有中產階級類型的工作。這個類別包含底層的白領。
三、貧困兒童：父母接受社會救濟，且沒有穩定而持續的工作。
通過對這些家庭多次、長時間、深入的觀察和訪談，作者試圖“展示一幅透徹而真實的家庭生活畫卷”。
基於這些觀察，作者發現階級在教養孩子上產生的作用是顯著的，其中，中產階級善用協作培養（concerted cultivation），工人階級和貧困家庭則傾向於成就自然成長（the accomplishment of natural growth）。
儘管來自不同社會地位的家庭在一些重要方面有共同之處，但社會地位卻給孩子們的日常生活常規帶來了重大的差異。
黑人和白人中產階級父母都對孩子進行協作培養。在這些家庭裡，家長對孩子的天賦、見地和技能進行積極培養和評估。他們給孩子安排各種活動。他們跟孩子講道理。他們盤旋在孩子周圍，並且在外面會毫不猶豫地為了孩子而干預各種事務。他們有的放矢又堅持不懈地努力去激發孩子的發展，去培養他們的認知能力和社交能力。
工人階級和貧困的家長認為孩子的發展應該是自然展開的，只要給他們提供撫慰、食物和其他基本撫養條件就可以了。我把這種教養兒童的文化邏輯稱作成就自然成長。
根據這個定義，我和太太都是典型的自然成長，一路摸爬滾打過來的。但如今，我們和身邊的同儕不約而同傾向使用“協作培養”的方式養育下一代。當然更多時候，我們可能將其稱為“科學育兒”，或“做更負責任的父母”之類的。
有趣的是，選擇協作培養往往是不自知的，彷彿有種神秘的力量作用於其中。我們通常並不會意識到自己“選擇”了協作培養，這是一個很自然發生的過程。
近距離接觸過兩種養育方式，我讀這本書時有種特殊的代入感。在我心裡縈繞了好幾個問題：協作培養是否真勝過自然成長？父母對孩子生活的干預程度應該有界限，但那個界限在哪裡？為什麼我們（可能人以群分）會不自知地傾向協作培養？為什麼現在奉行協作培養的我們心裡總是充滿了焦慮？
想起今年過年離開父母家的前一晚，我和太太打包完行李特意到樓下陪老人聊天敘別。不可避免地聊到二胎話題，聊到現代社會養育下一代需要的資源與心思。我老媽表示理解，一心希望再添個孫子/女的她還是發出疑問：我們養你時也沒那麼多花頭，你不也長得蠻好的？現在養個孩子花那麼多心思，也不見得一定有什麼功效，關鍵還是看每個小孩自己的天資。
1
自然成長的幸福童年
我的小學是當時典型的鄉村小學。“數學是體育老師教的”這種話，對當時的我來說並不是玩笑。
一年級時，不知道什麼原因，我們的老師是一位剛從初二輟學回來的大女孩。當時一個班級只有一個老師，教所有的科目。大女孩帶著一班小屁孩整天瘋玩。直到學期結束前兩三週，突擊把教材過了一遍。
當時身邊的大人們甚至還沒聽過除了自然成長之外的其他養育方式。只要不闖禍、不被告上門，沒有人身危險，家長通常是放任自由，完全把孩子交託給學校。小學第一年，我可以說是完全自我放飛的。
所以我有大量的時間自己安排。我總是能找到樂子，也總是能找到小夥伴（很多是堂/表兄弟姐妹）一起消磨時間。我們大多遊戲都是就地取材。如果有個空地，劃個圈子，我們就可以組隊玩追趕遊戲及其變種。如果哪家建房子，有堆沙子，我們就在上面玩洞，投彈珠，蓋房子，也可以消磨半天。如果有誰搞到一塊磁鐵，我們就拿個塑料袋裹住，然後趴在地上四處收集細細的黑色鐵沙，直到幾天後擁有足夠多的鐵沙製作磁力畫板。哪怕什麼花樣也沒有，也可以四五個人圍成一圈說些無意義的話，並不無聊。
與中產階級的孩子不同，工人階級和貧困的孩子很少抱怨說自己“無聊”……他能毫不費力地填滿自己的時間……他的大多數計劃都無需大人幫助……他和他的朋友們發現了很多種自娛自樂的方法，展現了他們的創造性和獨立性。這樣的經歷是極其有價值的……
因為在共有空間一起度過了很多時光，我和（堂）兄弟姐妹建立了很緊密的聯繫，這些關係一直到今天還是我生命中很重要的安慰。我有個大我三歲的姐姐，雖然會有彼此厭煩的時候，但沒有過現在中產階級二胎家庭裡常見的老大和老二的那種競爭與衝突。
與之相對的，作者提到中產階級孩子說“恨”家裡的某個兄弟姐妹是很常見的，而且聽到的人也不會作出什麼特殊的反應。這種兄姐妹之間公開表現出來的敵對行為，在工人階級和貧困家庭的孩子中卻並未出現。作者猜測部分原因是，中產階級的手足之間存在對資源的競爭，而另外兩個階層的孩子之間更多的是彼此的陪伴和依靠。
2
自然成長與協作培養的碰撞
從小學三年級起，我開始喜歡讀文字。當時能找到的課外書也就幾本：姐姐留下的三國水滸西遊記，爺爺私藏的面相&風水的書（繁體，豎排，毛筆字抄寫），還有幾本中藥偏方。當時完全不知道可以找大人提供更多的書，也不覺得大人應該滿足我的需要，甚至大人們也不關心我在看些什麼（不代表他們不愛我）。
如同本書描述的，我這是典型的自然成長：兒童的世界和成年人的世界是隔離開的，兒童不受干預的自己遊戲和長大，並漸漸對陌生環境，對權威發展出一種侷促感。一直到多年後初入職場，面對難題時我還是習慣咬緊牙試圖自己搞定，但其實我本可以從資深的同事那邊得到幫助更有效地解決問題。
相反的，在中產家庭的協作培養中，孩子需要參加許多由成年人組織的活動（培訓班、體育項目等等）。這些活動在組織風格上都複製了工作場所的關鍵方面。所以孩子們十幾歲在裡面學到的技能，就能幫助他們成年後在初次工作時繼續受益。比如每參加一個新活動都會見到一批新的成年人，可以學習怎樣與他們共事。
相比之下，工人階級和貧困的孩子就沒有類似的機會接受“就業前訓練”，他們很少得到在正式場合下聯合協作的訓練。再比如寬廣的視野，再比如根據主次安排活動的能力（因為中產孩子因活動較多而產生了衝突，所以有機會操練這種能力）。這些技能都幫助他們成年後更容易適應職業要求和社會的需求。
亞力山大在家裡就習慣了大量的交談；面對醫生的時候，他能很輕鬆地主動提問。哈羅德在家裡習慣了對指令作出反應；所以他主要是回答醫生提出的問題，而不是提出自己的問題……亞歷山大表現出逐漸生成中的優越感……哈羅德表現出了一種逐漸形成中的侷促感。
對我來說，在進入職場前就經歷了這種生活狀態的變化。高中時有機會進了當地的名校，身邊同學大多是一路接受協作培養走來的。前兩年的不適應和艱辛，有很大部分源自自然成長者與協作培養者主導的世界發生的碰撞。幸運的我在碰撞中漸漸適應，但也有不少類似經歷的同行者在碰撞中漸漸自我放棄。
雖然兩種教養方式都為家長和孩子提供了不同的優勢和負擔，但是孩子在其中訓練到的技能卻被社會賦予了不同的價值。
在學校、醫療部門和其他公共機構場景的世界裡，自然成長者們在自組織活動裡學到的技能與獨立性，無法像中產階級家庭中強調的說理能力、聯合協作能力那樣被轉化為同樣的優勢。簡言之，我們的社會運作模式更傾向於給通過協作培養所生成的能力投贊同票。
這就是中產階級孩子獲得優勢的一個原因。可能也是我們和身邊的同儕（經濟和精力在基本生活所需之外還稍有餘力）往往不自知地傾向協作培養的原因。
3
協作培養的迷思
有趣的是，雖然在協作培養裡投入了大量的時間，但是家長在這過程中並不擁有決定性的話語權。特別是在當下的魔都，父母更多是被主流思潮、商業機構攜裹前行。
我感到我們的家庭生活已經紊亂了，但是我們卻還不知道為什麼。我們知道我們為孩子做得太多了，但是我們不知道自己在什麼地方應該少做點兒……我們每次迴轉過來，就會看到又有一些人在我們該為孩子茁壯成長而做的事情上多加了點東西。
那麼在這個大環境下我們可以如何自處？這是個因人而異的問題。每個家庭都很特殊，都值得探索自己的家庭核心價值觀。要不要參加某個活動，要付出多少代價讀什麼學校，這些決定都應該源於這個價值觀。如果所做的努力和付出沒有由心而發的力量，就很難陪孩子喜樂而堅定地享受過程。
當我們需要在繽紛的選擇裡做決策時，這份內在的篤定會顯得格外重要。我們得知道，每個決定都有其收益，也有其代價。比如本書中提到的父母與孩子之間對話的語言模式。
在中產階級家庭中普遍存在一種模式：和孩子商討事務時大量使用語言，也通過講道理引導孩子遵守紀律。這些對話：“幫助提升孩子的詞彙量，熟悉在課堂上及其他與成年人打交道的場景經常會碰到的語言交流方式……學校要求孩子們懂得如何以理服人，醫生更願意病人能夠見多識廣。”
但同樣是這些技能，也可能會造成各個年齡段的孩子都要跟家長據理力爭，挑戰或拒絕父母的權威，讓家庭生活疲憊不堪。相反的，自然成長的孩子裡，父母更少與孩子大量對話，比較多是簡單的指令，這些孩子更多會養成恭敬有禮、不抱怨、不激怒或糾纏父母的習慣（當然有其代價）。
但是，在這個社會價值多元化的時代，我們確實更難找到錨點明晰自己的內心，也更難對現狀懷有安全感。中產父母們的焦慮無孔不入。焦慮並不能打敗焦慮，我們需要更聰明地制定作戰方針。
作者給中產階級們的建議是，家長要制定明確的界限：減少孩子參加活動的數量，安排全家在一起的時間，優先考慮家庭活動而不是孩子的課外活動，並在總體上把群體的需要放在個人需要之上。
作者同樣建議，在和孩子的關係裡也得設立界限：鼓勵家長找回自身固有的力量來自己做主；在有些事情上給孩子明確的指令（而不是完全當作朋友，一味地說道理）；頂住誘惑，不去尋求孩子的贊同。
仔細看一下，這些建議的很多要素正來自自然成長，記得在協作培養的基礎上更理性有效地優化資源配置，明確投入的方向和程度。
如同本書結尾所說：
沒有一個孩子或成年人的人生道路是平坦的：每個人都有痛苦和失落，也有喜悅和酬勞。儘管如此，有些人的人生道路卻沒有另一些人那樣坎坷崎嶇。階級地位很重要，在人生的每一步都是如此。
這並不是要我們怨天尤人或者沾沾自喜。而是坦然承認自己當下所處的階級，然後把所擁有的資源配置在家庭成員一致認可的方向上，並一起承受這些決定的代價。
重點是，你們家找到一致認可的價值觀和方向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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