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2日，由國家電影劇本規劃策劃中心組織的2018年電影編劇研修班山東採風活動，今天來到山東藝術學院進行輔導交流。上海電影集團藝委會專家審讀委員會主任，電影《生死抉擇》編劇宋繼高、國家一級編劇，中國音協會員，中國劇協會員，電影《潘作良》《雷鋒在1959》《郭明義》《張麗莉老師的故事》《鏡泊湖的槍聲》編劇黑繼文、國家一級導演，原山東電影製片廠廠長，《沂蒙六姐妹》《孔繁森》《金婚》編導王坪、國家一級編劇，《彩雲追月》《冒險島》《大年三十》編劇錢勇、影視編劇，《清水的故事》《歲歲清明》《喊過嶺的故事》編劇程曉玲、中國編劇委員會理事，電視劇《歡慶農家》《喜慶農家》編劇津子圍、中國作家協會會員，解放軍軍事文學研究中心研究員，《靈朽》《穿越蘑菇雲》的編劇廖建斌、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中國電影家協會會員，《左利軍》《，神秘指紋》等多部影視作品編劇胡金嵐、八一電影製片廠，文學部編劇，《音樂家》《大愛暖龍城》編劇張遂遂、影視編劇，《鉅額來電》《共青城》編劇柳樺、著名導演，網絡劇《廢柴兄弟》，電視劇《香瓜七兄弟》，電影《日常幻想指南》，小品《不差錢》《海燕》導演尹琪、《楊善洲》聯合編劇董丹蕊、著名散文家劉培國等二十幾位國內著名編劇、導演、作家，與山藝傳媒學院、戲劇影視學院的學生們進行了多方面的交流。
劉培國與同學們交流的主題是，鄉土文學的影視轉化創作中需要把握哪些要點，才能保留原汁原味的鄉土氣息和藝術氣質？
劉培國首先對鄉土文學進行了界定，他說，狹義的鄉土文學是指以農村和農民為題材的文學，是文藝作品對相對於工業文明的農業文明的關注和表現，廣義的鄉土文學涵蓋了鄉村、城鎮題材以及大中城市以外的地域性文學表現，更多的作家、藝術家都是從鄉村、城鎮向城市聚集，眷戀故土的情結和憂患的意識、對鄉土的關懷式批判，推動著他們把鄉土文學作為藝術表達的主導方向，為中國的現當代文學史留下了輝煌的鄉土文學畫卷，從魯迅，臺靜農，沈從文，汪曾祺，趙樹理，孫犁，到高曉聲，葉辛，再到王安憶，劉震雲，莫言，賈平凹。
劉培國說，進入新世紀以後，隨著鄉村日漸空心化，鄉土文明崩潰，鄉土文學逐漸式微。
他強調，新時代來臨，新農村建設步入快車道，鄉土文學積澱百年的濃厚民族特色，重新被看見和喚醒，鄉村文明在重建，人們意識到，只有民族性才有世界性，越是在地球村，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時代，民族化基因更純正、更典型的鄉土文學原來具有那麼頑強的生命力和表現力，新時代鄉土文學從碎片化的低迷中露出新生命的端倪，必將會促進中國鄉土文學傳統的迴歸。
他說，這樣一來，鄉土文學的影視轉化，就是一個前所未有的，又要必須做出回答的問題。作為一個普通的寫作者，一個普通電影觀眾，我有三點認識，與同學們交流，算作拋磚引玉吧！
“一滴水可以反映世界”。在我的身邊，有一位工藝美術大師，他成名之前，是很寂寞很潦倒的，在改革開放之處，工人堆裡的知識分子還被另眼看待，他叛逆生活的小故事有很多，這是一個人對命運不公的抗爭，也是民間藝人獨有的個性表現。舉兩個例子，咱們喝茶都是泡在杯裡的，他不，抓一把茶葉咹在嘴裡，嚼嚼，再端起一杯白開水喝上，以肚子為壺悶茶，說，這樣悶茶才提神。第二個例子。吃螃蟹。螃蟹放在冰箱裡，時間一長忘了，找出來的時候都黑了，堅決不扔，防治中毒腹瀉，先吃上幾片痢特靈，再吃蟹子。
第二，一個編劇心目中鄉土影視作品鄉土氣息的保留，我覺得還是要把主人公的性格和命運最為最有效的抓手，塑造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他的遭遇，苦惱，拼爭，焦慮，走投無路，柳暗花明，他與環境，他與別人，他與自己的對立與衝突，或者是“唐吉坷德”，或者是“哈姆雷特”，但使他們成為“唐吉坷德”和“哈姆雷特”的不是西班牙的大風車，也不是八世紀的丹麥王室，而是現實鄉土中國新舊交替、繼往開來過程中的矛盾衝突，既有舊秩序的積習沉痾，也有撥亂反正、開闢未來的正義之聲，有困難挫折面前的嗟嘆，更有建設新生活的力量和信心。抓住了這一點，就是對鄉土影視氣息的最大保留。
與國家劇本中心規劃策劃中心主任蘇毅
第三，在影視作品中原汁原味地保留鄉土文學的鄉土氣息和藝術氣質，語言（人物對話，獨白）是個重要因素。
從無聲電影到有聲電影，人物對話的作用是顯而易見的。國產電影的發展，語言的使用也經歷了從規矩到巧的過程，我還清楚地記得年輕的時候看過一位著名編劇的文章，他在文章中批評一些劇作使用“學生腔”，那時候還沒有動車高鐵，火車還是綠皮的，六個人對面坐。他是這樣說的，他說這樣六個人，如果就像你劇本上寫得那樣說話，主謂賓定狀補語一個不落，滿車廂的人都會說這幾個是神經病，生活中人們是怎麼說話的，電影中的人物就應該怎麼說話。去掉“學生腔”，是我們要突破的第一道屏障。然後是方言的使用。
與國家劇本中心辦公室主任馮錦芳博士（左2），山東影視傳媒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山東省電視藝術家協會主席
中國特定的遼闊地域和語言差異，給影視作品出了一道難題，就是用普通話，還是用方言？
漢語不像英語，英語是樂高，是隨著需求隨意拼插的，而漢語不是，形成一種語式就會極其穩定，幾百年上千年不會變，中國的古漢語沉澱了幾千年，一百年前才為之一變，成了今天的白話文。車同軌，書同文。不論是古漢語，還是白話文，都已經不是語言本身。古漢語不用說，白話文不是白話，從語言成為文字的那一刻，就是對方言俚語的整合整理，古代文人傳承至今的經典詩文無一不是以官話思維寫就的。因此，方言俚語的生動性、會意性和傳神性，需要在普通話思維上展開，才能避免觀賞障礙、閱讀障礙，形成更通暢的表達（宏森局長語）。
與山東電影家協會主席於海豐
然後，在普通話思維之上，我們可以適度使用方言，讓方言俚語成為一種有效的調適、補充、激趣，自然可以為電影藝術的進步拓寬道路。
不少優秀當代電影對此有很好的探索和實驗。從《鬼子來了》到《瘋狂的賽車》，到《金陵十三釵》，南京方言的使用還原了當年刻骨銘心的情景。《手機》“做人要厚道”成為方言經典臺詞，幾十部電影展現了方言的獨特魅力。
“去年我們離分（婚）明明索（說）好是四（是）假的。你怎麼連僧（聲）招夫（呼）都不打就變卦了呢？”這是《我不是潘金蓮》中范冰冰的江西婺源方言。《天下無賊》中的王寶強的河北方言，就演活了傻根這個經典農民工。《唐山大地震》中的元妮，也使用了唐山話，強化了地震中的歉疚和之後的感恩。可見在特定環境中，方言的適度運用給電影帶來了活力和突破，讓人物更真實，讓故事更生動。
與國家劇本中心辦公室主任馮錦芳
劉培國最後強調，不是所有的方言俚語都適合做影視人物語言，適合的，度的把握至關重要，一味地關注地域風情，忽略了觀眾的接受度和認同度，讓大多數觀眾聽不懂，那是自毀長城。我的家鄉有很多生僻的詞彙，地域內的每個成員聽上去即熟悉又生動，如果出現在紙質文本的文學作品中，藉助於註釋的幫助或者是一個特色，但應用在影視當中，就是個很大的問題，例如稀粥、稀飯，我們那裡叫“啥哈”，厲害叫“促狹”，水的上游，山的上風口叫“直上”，有沒有時間、有沒有工夫叫“容過不容過”，方格襯衣叫“格格（gei）襯衣”，這些沒有通識基礎的方言俚語使用是需要警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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