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3年，上海開埠，當時的一位法國人這樣描述：進入上海小鎮，用扁擔挑著敞開著的木桶的男子便迎面而來。他們是大糞搬運工，沿著固定的路線穿過城市。倘若跟隨這些淘糞工，你會發現，他們走到附近的溝渠兩側，將木桶裡的汙物嘩啦一聲倒入敞艙駁船或另一種船舶裡，汙物滿盈時，船隻便被牽引到鄉間的稻田裡，廢物被胡亂倒進水中。溝渠之水少有流動，至少還不足以清除綠色淤泥，改變渾濁發黃、滿是汙穢的水質。可就在這條船旁邊，人們正舀水來飲用和做飯。
初來乍到的西方人，對中國人在這裡的生活狀況充滿了擔憂。不久，這種擔憂就化成了現實的危機。1850年夏天，上海遭遇了一場傳染病的侵襲。這年五月到七月，上海人被一種怪異的腸道傳染病所困擾，多人死亡，幾乎所有居民都在戴孝。
12年後，西方人才弄明白這種怪異的傳染病是什麼。1862年六月，一艘名為“千歲丸”的日本帆船載著51名一心想打通對華貿易之路的幕府官員和商人，從長崎起航來到上海。然而，他們中的一些人還未見識上海的繁華，就得了霍亂，上吐下瀉，三天內就有三人一命嗚呼。然而上海的厄運並未就此停止。第二年，霍亂肆虐之勢愈加兇猛，租界也籠罩在瘟疫之中，不少外僑死亡。
霍亂曾在歐洲肆虐了30年。後來，英國人終於發現，蔓延的疾病和被汙染的水以及糟糕的生活密切相關，尤其是在破爛不堪、居住擁擠、衛生條件極差的城市環境中，疾病會傳播得更迅速。剛剛發生過的慘痛教訓讓歐洲人對於中國人糟糕的生活習慣充滿著不安。西方人發現中國的霍亂和中國的衛生狀況正威脅著他們的生命。他們不得不採取行動了，首當其衝的就是與法租界毗鄰的四明公所。
創建於1797年的四明公所是寧波人的同鄉會館及公墳，位於上海縣城外西北側緊鄰護城河處。旅滬的寧波人死後大多停棺公所，再擇機運回家鄉安葬。隨著時間的推移，公所內浮厝漸多，每到夏季，臭腐蒸發，無疑是散播疾病的巢穴。這讓住在旁邊的法國人頭疼不已。在屢屢抗議無效之後，法國人決定修築一條穿越四明公所的道路來迫使其遷出租界。
這裡放著旅滬打拼的寧波人屍骨，隨意搬遷就是對祖宗的不孝，寧波人的同鄉會自然反對築路計劃。他們向法租界公董局（即法租界工部局）提議，將道路稍稍向北遷移，並且願意承擔築路費用。但法國人的真實目的並不是修路，而是要清理此處的屍體以免受可能產生的致命疾病的侵襲。
結果，三百多名寧波人在四明公所門外與法國巡捕發生衝突，其間，一箇中國人被打死。寧波人包圍了公董局，焚燬了法國人房屋四十多間，法國水兵上岸鎮壓，打死華人數名，傷二十多人。法國領事和上海道臺都不願意引起更大的麻煩，於是最終法國人做出了讓步，放棄了這項築路計劃，但四明公所內的陰影始終籠罩在他們心頭。
又過了24年，法租界的發展突飛猛進，四明公所已經成了都市裡的墳場，令人側目。不發生疫情的時候，一切都好辦，到了傳染病暴發的當口，這裡註定又成為衝突的焦點。
1898年，上海發生了鼠疫，死人無數。法租界公董局重提築路一事，再次與寧波同鄉會發生衝突。這一回，法國人率先打算與寧波人談判。法國人找來了寧波人虞洽卿（當時是洋行的買辦，精通英語，很會辦事），提出願意以高價收購四明公所的土地，希望他能從中溝通、斡旋。
虞洽卿當晚就在四明公所召集寧波商人開會，不過他自有打算—先穩住法國人，然後發動全城的寧波人抗議，讓他們措手不及。於是，雙方的談判破裂，之後引發的衝突導致了五個寧波人死亡。
寧波同鄉會一面開追悼會，一面發動大家不再為法國人服務。虞洽卿還說：“凡是為法國人服務的寧波人和其他中國人，你們的工資由我們四明公所出，不要為他們幹活，直到法國人向我們賠禮道歉為止。”那時的上海是寧波人的上海，他們人數眾多，而且充斥於各行各業，不少握有實權。懷著淘金夢的寧波人幾乎控制了這個城市的服務行業。
《新聞報》和《申報》刊登了法國人為爭買四明公所地皮造成流血事件的新聞。隨即，學生和商界都起來響應，打出的口號是“中國的土地上不許法國人殺人”。接著，寧波人發起遊行示威，遊行隊伍緊緊圍著法國領事館。
黑壓壓的人群高舉著石頭，砸向領事館的玻璃窗。中午時分，法國領事館裡的中國廚師都不見了，法國人只得啃麵包。晚上斷水、停電。第二天，廁所也沒人打掃了。送去換洗的衣服，店主一聽是法國人，立馬搖頭。法國人改變中國人生活習慣的努力再次觸礁。最後的結果是，雙方都做出讓步：法國人答應保留四明公所，中國人承諾不再往那裡放新屍體。
四明公所事件之後，上海的中國人開始決定試著自己把上海建設得像租界一樣了—這更多的是出於對洋人租界發展的遏制與反彈。不過，在這期間，洋人對於中國人的衛生影響還是潛移默化地進行著。
1870年，即將上任的公共租界衛生官愛德華·亨得森號召在上海來一場接種牛痘的運動，他甚至得到保守的上海道臺的支持。但是，來自民間的反應卻是寥寥。公共租界的工部局使出了“撒手鐧”，他們公告，願意接種的小孩每人給300文的賞錢。此後，願意接種的華人才逐漸增多。
而至於傳染病消息的來源，向來是讓洋人們頭疼的一點，很長一段時間裡，租界當局掌握傳染病信息，全仗有限的死亡報告。1932年，公共租界流行霍亂時，工部局不得不規定，每報告一例霍亂，酬銀一兩。而這一年，霍亂在全國大規模暴發。上海憑藉洋人建立起來的微弱衛生體系，得以倖免。
這次霍亂對於中國的打擊，怎麼形容都不為過。因為沒有成形的衛生體系，全國的死亡人數沒有專門的統計。國民政府海港檢疫處兼辦的中央霍亂局的估計是，霍亂侵入23個省，312個城市，病者10萬人以上，死亡約三萬四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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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 剛
來源｜《百家講壇》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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