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杜甫和白居易的官場命運為啥會不同
李白、杜甫、白居易，這三位是唐詩，不，應該說是中國詩歌的三座高峰。他們的詩是中國詩歌，也是中國文化的瑰寶。但是，他們的官場命運卻不同，李、杜二人黯然地在官場中出局，白居易雖然在官場中沉沉浮浮，但是基本上在官場中走完了人生的旅程。這是為什麼？
先看李白。同其他讀書人一樣，飽學的李白自然想做官、要做官。結果呢，他也做了官。天寶元年（公元七四二年），在賀知章的舉薦下，做了供奉翰林。可是，供奉翰林的官板凳還沒有坐熱，他的官職就丟了。怎麼丟的呢？我們不妨看看《新唐書·李白傳》的一段記載；
天寶初，南入會稽，與吳筠善，筠被召，故白亦至長安。往見賀知章，知章見其文，嘆曰：“子，謫仙人也！”言於玄宗，召見金鑾殿，論當世事，奏頌一篇。帝賜食，親為調羹，有詔供奉翰林。白猶與飲徒醉於市。帝坐沉香子亭，意有所感，欲得白為樂章，召入，而白已醉，左右以水頮面，稍解，授筆成文，婉麗精切，無留思。帝愛其才，數宴見。白嘗侍帝，醉，使高力士脫靴。力士素貴，恥之，摘其詩激楊貴妃。帝欲官白，妃輒沮止。白自知不為親近所容，益驁放不自修，與知章、李適之、汝陽王、崔宗之、蘇晉、張旭、焦遂為“酒中八仙人”。懇求還山（《舊唐書》的說法則是：“引足令高力士脫靴，由是斥去。”——筆者注），帝賜金放還。白浮游四方，嘗乘月與崔宗之自採石至金陵，著宮錦袍坐舟中，旁若無人。
通過這段記載，我們可以知道李白丟掉供奉翰林的主要原因有兩個：一是沉醉於飲酒之中。做了供奉翰林，是皇帝身邊的人啦。其它的不說，至少應注意一下自個的形象，改掉嗜酒和喝酒就要喝醉的習慣吧。但是他依然“與飲徒醉於市”。這哪裡像個公職人員。多麼的丟人現眼。不但丟了他的人，還丟了皇帝的人。如果放到現在，那麼不管什麼機關，不管哪級首長，都不會用這種人的。——不過，也說不定。有句順口溜叫做什麼“能喝半斤喝八兩，這樣的幹部要培養”。二是沒有為官者的智慧和胸襟，意氣用事。高力士，確實不是個東西。李白可以瞧不起他。但是用不著得罪他。對於這種有後臺有背景而且炙手可熱的小人，犯不著與之計較，更犯不著得罪他。得罪他，就會影響自己政治抱負的實現。要高力士脫靴，就是羞辱了他一番，抒了胸中的惡氣。對於實現理想和抱負沒有一丁點的益處。完完全全的得不償失。三是狂傲。憑一篇文章，皇帝不但賜食，還親自為他調羹。這是多麼高的待遇，天下有幾人能享受得到。一介草根，當感恩好生盡職盡責。可是李白認為皇帝給他調羹，給他官做，都是理所當然的，是自己的本事。老子天下第一。後來漂游四方，還“著宮錦袍坐舟中，旁若無人”。
說到底，李白根本不是做官的料，他根本沒有做官的基因。在有皇帝的社會里，做官得沒有個性，唯皇帝之名是從，唯上司之名是從，唯唯諾諾，腦袋長在屁股上。還得能屈能伸。可是李白是個什麼樣的人呢？“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黃金白壁買歌笑，一醉累月輕王侯。”還說要做孤直的松柏。這哪能做官？一個嚮往著沒有羈絆、桎梏的生活的人，一個保持獨立人格的人，在專制社會里，怎麼能做官呢？
安史之亂，李白在永王李璘那兒謀了個從事的職位。可是，李璘謀亂兵敗被殺，李白也受到牽連，被流放到夜郎。後被赦，返回宣城。最終因飲酒過度而亡。
再看看杜甫。照理說，杜甫很容易謀得個一官半職，也能夠在官場上走得穩穩當當。因為他的祖父在武則天時做過膳部員外郎，他的父親在當朝先後做過兗州司馬、奉天（陝西乾縣）縣令。官宦之家呀。加上杜甫非常想做官。可以說他患上了做官焦慮症。為了步入仕途，他不顧臉面地給認識不認識的達官貴人寫詩乞求薦舉。可是杜甫踏入官場很是不順，而且在官場上沒有什麼建樹，還早早地結束了官場生涯。
34歲且還沒結婚的杜甫來到了京城長安，過上了“長漂”的生活，而且一“漂”就是十年。為啥呢？兩個字：當官。“長漂”的生活是屈辱的：“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殘杯與冷炙，到處潛悲辛。”儘管如此，但他也要堅持呆在長安。如果離開，做官的夢就會徹底地破碎。終於在755年，憑給皇帝獻上的《三大禮賦》受到唐玄宗的側目，獲得了右衛率府胄曹參軍（掌管兵甲器仗及門禁鎖鑰）的小官職。安史之亂後，被肅宗皇帝李亨任命為左拾遺，就是在皇帝身邊的諫官。但因為房琯辯護，觸怒肅宗，差點丟了性命，在宰相張鎬的營救下，被髮放老家省親。後來做過華洲（今陝西華縣）司功參軍。由於當時關中鬧饑荒，他老先生棄官攜全家逃荒去了。這一年是759年。流落四川后，在好友嚴武的幕府裡以檢校工部員外郎的官銜充任節度參謀。滿打滿算，他在官場中呆的年頭也只有三年。
一個出身於官宦之家，且極想當官的人，居然早早地出局官場。
《新唐書；·杜甫傳》中對杜甫有這樣的評價：“曠放不自檢，好論天下大事，高而不切。”我們從這個評價裡可以看出杜甫做官失敗的根本原因。
杜甫對自己做官的才能是信心滿滿的。他在求左丞相韋濟舉薦他做官的詩中非常自信地說：“自謂頗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我自認為，我的才能非常傑出，馬上可以充任重要官職；輔佐皇帝成為堯舜那樣的君王，使政治清明，恢復淳樸的風俗。
然而，他的官卻做得是一塌糊塗。
好不容易，憑《三大禮賦》被皇帝關注，在集賢院等待安排個官職。左等右等，等了四年才等到去河西做縣尉的任命。可是他竟然不去。不去的原因不得而知。還好，玄宗立馬改任他為掌管兵器仗及門禁鎖鑰等事的芝麻官。他赴任了。是做縣尉能實現抱負，還是當個倉庫保管員能實現抱負？答案顯而易見。然而，他卻選擇了後者。為什麼？我猜測，因為倉庫保管員在京城，離皇帝近。離皇帝近就方便升官啊。這就是杜甫打的“小九九”。
然而，很快“安史之亂”爆發，倉庫保管員自然做不成了。
丟了左拾遺的官職後，他被貶為華州司功參軍。老杜更荒誕了。759年7月，關中發生了嚴重的饑荒。這位老先生棄官帶著老婆孩子一家人逃離華州到了秦州（甘肅的天水）。作為一個官員，哪怕職位再低，也當恪盡職守，抗災救災。換個很庸俗的說法，這正是立功往上爬的機會。可是，能夠“登要津”的他卻攜全家卻逃了。這是逃兵啊。若是現在，則要蹲大牢的。
他與嚴武是要好的朋友。嚴武做劍南東西川節度使時，舉薦他在自個的幕府做節度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郎。可是他“性褊躁，無器度，恃恩放恣。嘗憑醉登武之床，瞪視武曰：‘嚴挺之乃有此兒！’”由於不能有所作為，半年時間就被嚴武辭退了。後來嚴武死了，杜甫呢也就沒了生活著落，只好攜家東下出川。
瞧瞧，他這官做的。
當然，杜甫在官場上也有閃亮的一筆。那就是為房琯辯護，且丟了官。然而，也閃亮不到哪裡去。
我們不妨看看《新唐書·杜甫傳》對這樁事的記載：
與房琯為布衣交，琯時敗陳濤斜，又以客董廷蘭，罷宰相。甫上疏言：“罪細，不宜免大臣。”帝怒，詔三司親問。宰相張鎬曰：“甫若抵罪，絕言者路。”帝乃解。
從這段史料中，我們可以看出：第一，房琯被罷相一是因為打了敗仗，二是因為客董廷蘭；第二，杜甫直諫有私的一面。
先看看房琯兵敗陳濤斜一事。李亨在靈武稱帝時，兩京還沒收復。走馬上任宰相位不久的房琯向李亨上表，請求親自率軍收復兩京。李同意了。房琯出兵後，將軍務全部委託給書生出身的李揖、劉秩。由於房琯用人和指揮不當，一敗再敗，死了四萬人，只有數千人逃出。在國難當頭的情況下，打了打敗仗，該不該追究責任？馬謖打了敗仗，諸葛亮還揮淚砍了他的腦殼呢。但是李亨不但沒有怪罪他，反倒寵愛、信任沒有減少。
再看房琯與董廷蘭。董是房養的琴師。《新唐書·房琯傳》是這樣說的：“琴工董廷蘭出入琯所，琯暱之。廷蘭藉琯勢，數招賕謝，為有司劾治，琯訴於帝，帝因震怒。”原先的兵敗，現在門客仗著房的權勢斂財。終於李亨要出手懲罰房琯了。
其實，還有更重要的原因。受到房琯不公正待遇的賀蘭進明在肅宗面前的一番挑撥：房琯生性虛浮，好說大話，不是宰相之才。而且房在成都輔佐太上皇時，卻把陛下安置在邊鄙之地，這是對陛下的不忠。肅宗信了賀蘭進明的話。借了董廷蘭這個由頭，罷了房琯的相位。罷房實則是當時高層的政治鬥爭。
客觀地說，李亨擼掉房的官職，並沒有什麼錯處。白居易用不著不管不顧的上疏。他遭李亨的懲處是咎由自取。
白居易，在官場上也不是一帆風順，而是沉沉浮浮。但是他好歹一直在官場，靠俸祿過著算是體面的生活。
白居易的心態好。官職被貶，隨遇而安。元和十年（公元815年），白居易遭誣陷被貶到江州做司馬。皇帝身邊的諫官、紅人，被貶到離京城遙遠的江州做一個閒官。巨大的落差啊。難過、委曲、失落，還有牢騷，白居易有沒有？有。但是他沒有像杜甫那樣始終不能從被貶中走不出來。他面對現實，愛幹啥照樣幹啥。《舊唐書·白居易傳》說他：“常以忘懷處順為事，都不以遷謫介意。在湓城，立隱舍於廬山遺愛寺，嘗與人書言之曰：‘予去年秋始遊廬山，到東西二林間香爐峰下，見雲木泉石，勝絕第一。愛不能捨，因立草堂。前有喬松十數株，修竹千餘竿，青羅為牆援，白石為橋道，流水周於舍下，飛泉落於簷間，紅榴白蓮，羅生池砌。’居易與湊、滿、朗、晦四禪師，追永、遠、宗、雷之跡，為人外之交。每相攜遊詠，躋危登險，極林泉之幽邃。至於翛然順適之際，幾欲忘其形骸。或經時不歸，或逾月而返，郡守以朝貴遇之，不之責。”他在《江州司馬廳記》中就有些得意地說“從容遊山水詩酒間”。不但如此，還寫下了至今仍有指導意義的詩論傑作——《與元九書》。做官要有好心態，要有定力。
白居易一旦做上了有實權的官，就好好地做官，做出政績來。他任杭州刺史時，發現杭州這個地方春雨多，秋雨少，長鬧旱災。因此，他發動州民修築西湖周圍的堤岸。春日雨多則蓄水，秋日雨少則放水灌田。從此杭州左近大約千餘頃田地免遭旱災。他還寫了一篇修治西湖水利以灌田、瀹井、通漕的文告，即《錢塘湖石記》。整個文告對蓄水、放水灌田、防止盜水等等都有詳細而周密的安排。而且“欲讀者易曉，故不文其言”。所以，白居易卸任杭州刺史返京時，“耆老遮歸路，壺漿滿別筵。”
與杜甫一樣，白居易也做過左拾遺。拿現在的話說，這是個風險極高的官職，給皇帝提意見的呀——“小則上封，大則廷諍”。諫得好可以升官，諫得不好輕則遭貶削職，甚至腦袋都得搬家。白居易對此深知。但是他卻忠於職守。
好友元稹被貶，他累疏切諫。淄清節度使李師道進絹，給魏徵的子孫買房子，他諫。提拔王鍔做宰相，他也諫。《舊唐書·白居易傳》有這樣的記載：“王承宗拒命，上令神策中尉吐突承璀為招討使，諫官上章者十七八。居易面論，辭情切至。既而又請罷河北用兵，凡數千百言，皆人之難言者，上多聽納。唯諫承璀事切，上頗不悅，謂李絳曰：‘白居易小子，是朕拔擢致名位，而無禮於朕，朕實難奈。’絳對曰：‘居易所以不避死亡之誅，事無鉅細必言者，蓋酬陛下特力拔擢耳，非輕言也。陛下欲開諫諍之路，不宜阻居易言。’”上曰：‘卿言是也。’由是多見聽納。”
三位偉大的詩人，都懷有“濟天下”的抱負。但是為官的命運卻截然不同。即便是白居易，最後也只能是儘量地“獨善其身”。這些令人十分欷吁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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