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詔安。兩任縣令相繼完成的一本書，現珍藏在美國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
近日，筆者在校對民國版《詔安縣誌》時，因窮究一位人物的史實而發現了發生在明朝萬曆年間的一段佳話：在詔安，兩任縣令，先後完成一本書的撰著和修訂，並刊刻出版。現在，這本書尚珍藏在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
很長一段時間，只要上班得空，我都會打開民國版《詔安縣誌》打字稿，照著原件做仔細校對。卷十六是《藝文志》上卷，進行到《邑侯黃公重建丹詔城隍廟碑記》一文，作者林日瑞。我知道，這篇文字在萬曆年間重建城隍廟的時候，被刻成碑記鑲嵌在城隍廟左側壁間，至今仍在。只是碑刻上有些文字已漶漫不清，在現場我試過幾次都沒能順利讀將下來，很是遺憾。現在這篇文字清清楚楚在這，我總算了了一個心願。
“【孔網稀見】1912（明治45年）（明）黃元立著《字考正誤》石印本1冊全！”
這是孔夫子舊書網的信息。這個黃元立跟我們的邑侯是不是同一個人呢？相同的信息還有一個“明”字，還不能確定就是萬曆年間。
我又把這本書的信息鍵入搜索。出來的基本是同一個條目：
“《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藏中文善本彙刊》目錄：字考不分卷 【明】夏宏撰 黃元立續訂”
“字考.明·夏宏撰 黃元立續訂.萬曆四十五年刊本 ”
因時常翻閱詔安縣誌，對夏宏這個名字便不陌生。剛剛校對過的民國版《詔安縣誌》卷十六《藝文志》中，明朝詔安著名鄉紳，進士沈鈇撰寫的《夏車兩侯合創懸鍾文祠祀典碑記》、《遊六峒丈量學田記》和《新創石橋東岸學稅記》，記敘的分別是詔安邑侯夏宏與車登雲合創懸鍾朱文公祠；夏侯督請沈鈇（介庵）率人馬前往六峒丈量解決學田事宜以及夏侯創學稅解決縣學生員讀書考試膏火供應等事。是萬曆年間頗有政聲的一位詔安縣令，康熙辛未版《詔安縣誌》有傳[1]。如果不是同名同姓另有其人的話，夏宏和黃元立就是兩位都在詔安任職過的縣令。難道是夏侯撰寫初稿，黃侯續訂？還是，他們在其他地方任職的時候有過合作？那麼，我得先了解清楚他們兩位在詔安任職的時間再作判斷。
康熙辛未年修訂的《詔安縣誌》第九卷《職官志》清楚地記載有明朝萬曆年知縣名錄，其中有：
▲夏宏，海陽人。舉人，二十三年任。（寬嚴得法，遠近傾心。有傳）
▲黃元立，六安人。舉人，四十一年任（重修學宮明倫堂）
這個信息讓我大為興奮。但這僅僅是推測，關於彼夏宏是不是此夏宏，彼黃元立是不是此黃元立，他們兩個人之間又是怎樣的交接，我還需要找到更明確的史料證據。
很快就找到了。
在一個線上開放電子圖書館“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中，瑞雪找到了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收藏的《字考》一書的書影。讓我驚喜的是，這本書的序竟是黃公的親筆手書。只第二頁的第一行字，就把我的推測完全證實了。
▲圖/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網 《字考》序
字考引：夫人有讀書不識字者，非獨其行背也。蓋亦有侔襲於點畫、形象、聲音誦讀之間，究與認蟆為馬，揣籥為月之相埒也。希不令倉頡之鬼咲人矣。餘於此道雅有其志而未逮，治詔得前令一書，洋洋灑灑，至明且備，而於寫、讀、疑似三考誤一帙，尤為精核，簡易之可法可傳。惟是原板已藏名山，遺篇不落人世。總同文之化而抱獨知之契，謂何哉。則為授之梓以續其傳，亦欲與天下共耀光明，無從與認蟆揣籥在同類而為倉頡之鬼揶揄也。蓼人黃元立手書。萬曆丁巳孟冬之吉。
大約是說：黃公對於文字的使用向來頗有考究，他認為用錯、寫錯或唸錯了字，是很不堪的事情，倉頡的鬼魂都會笑話的。來詔安任知縣後，得到前任縣令撰寫的一冊書，洋洋灑灑，明晰而且完備，對字的寫、讀、疑似三方面的考誤很是細緻精到。黃公認為，（這樣的書，應該讓它）匯入大統文化之中，不應該只有自己知道。若把它刊刻流通出去，對於後人讀書寫字和用字將具有很好的借鑑指導作用。等於這本書可以類同我們現在的漢語字典一樣。但可惜這本書的原板已經不見了，所以，黃公決定把它再做修訂，並讓人刊刻出版，以傳後世。
落款萬曆丁巳，正是萬曆45年。
我們還查找到本書後面的一篇跋，信息更清楚了：
▲圖/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網 《字考》跋
字考跋：是考之刻，蓋與權黃先生得之前政，善刀而藏之也。餘特請以公同志，緣嘗周旋於六陽何先生。何先生固嫻六韻者，時為詩文柬劄，有一字點畫之疑必考訂真確，而後發之曰：一畫之訛，即非本字，字義失而文義並失。識者絕倒矣！餘領其說，亦竊有志未逮。得是考，不覺躍然。蓋幸以何先生之教收黃先生之功。且幸以兩先生之所明開天下之所蔽，此又餘所壽剞劂之意也。蓼後學高揚振乾甫跋。萬曆丁巳孟冬書于丹詔獨知堂
題跋的人是高揚振乾。他和跋中提到的何先生是何許人，我們已無從了知。但顯然他們也都是嫻六韻，工字考之“同志者”。所以，欲“以兩先生之所明開天下之所蔽”，是高揚振乾刊刻此書的心願。
撰寫這篇跋的地點是“丹詔獨知堂”，把故事的發生地點做了最精準的定位。至此，故事的時間、人物與地點均已明晰。
我又想起孔夫子舊書網上搜到的那本書，是同一本嗎？名字略有出入，但應是同一類書。孔夫子網標明出書時間是民國元年（1912），如果是同一本，那就是民國期間重刊的了。我們又找到這本刊於民國元年的書的書影，確認是同一本書，只是在黃公的手書序言之前，又增加一篇重刊序言。從這篇序言中我們得知，有一個叫長谷川良察的日本人，他自稱是個“嗜字學”的人，覺得自己多年對文字的深思推窮，頗有所得。他有一天看到這本《字考》時，發現還是有不少的錯誤之處（與六書相違），覺得初學者若只憑據這一本書，會有偏差。於是，他參考了《說文解字》及歷代先賢的著述，對這本書進行了部分的改正。之後這本被標註了片假名注音，並在正文上方標註了正誤文字的《字考》被改名為《字考正誤》，於明治四十五年，也就是民國元年（1912年）重新出版。森慶造校訂，渡邊為藏出版，民友社印刷發行。
可惜我不懂日文，無法考證一位日本人能對兩位中國舉人的關於中國文字的著述做怎樣的修改，箇中水準與對錯，還有待有識之士再做研究。但我想他既是沿用原版原文，再在原文的邊上標註片假名注音，用意很是清楚，他希望這本書可以做為日本國民學習中文的範本，或者是教科書。
去歲我們剛剛撰文相告，明朝詔安人吳樸撰著，現珍藏在英國牛津大學博德林圖書館的《順風相送》手抄本經由中華書局的努力而得以照原件影印出版。今天我們又發現了一本由明朝萬曆年間詔安兩任縣令撰著續訂，並在詔安刊刻成書的古籍善本，今天仍好好地保存在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那麼這一本，將在什麼時候，以什麼樣的方式，重回故鄉呢？
[1]康熙辛未《詔安縣誌》夏宏傳：
詔安縣圖書館
享受生命，與書同行。
文章已於2018-06-05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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