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馮提莫到王菊,中國粉絲開始用互聯網自己造星了

最近兩件事刷屏了,一個是“地獄空蕩蕩,菊姐在土創”創造101的王菊拉票,另一個是鬥魚兩大歌姬主播馮提莫和陳一發關於離婚緋聞的互掐。這兩件看似毫無關聯,但卻折射一個共同現象:中國粉絲已經開始利用互聯網工具自己開始造星。

明星馮提莫

毫不誇張的說,馮提莫已經是一個標準的明星了。

微博粉絲736萬,雖然不及一線明星數千萬之巨,但是考慮到馮提莫走紅不過是從2017年開始,並且在宣發力度的弱勢,這個成績已經算是極好了。微博也並非馮提莫的主戰場,鬥魚直播才是,在鬥魚直播平臺上,馮提莫的71017房間突破了1600萬關注,整個鬥魚平臺在最新的日活人數這一項是3000萬,當然,馮提莫開播不可能這1600萬人每天都去,但是其平日裡房間裡的觀眾基本上輕鬆過200萬。

經過2017年一整年醞釀,在主播圈已經站穩腳跟的馮提莫從2018年開始,其事業邊界開始急速拓展。無論你對她熟不熟悉,都應該從各種渠道聽過“馮提莫”這個名字。幾乎每個月馮提莫都會推出自己的個人單曲,其中《佛系少女》已經成為抖音神曲。

從馮提莫到王菊,中國粉絲開始用互聯網自己造星了

而馮提莫在抖音上的粉絲數也已經達到了2239萬,各大主流綜藝節目馮提莫上了個遍,誰上誰紅的快本和誰紅誰上的天天向上馮提莫一個沒落下,並且兩次在音樂節目上分別和張韶涵、楊宗緯合唱歌曲都登上了當天的熱搜頭條。

5月3日,重慶共青團聘任馮提莫為其宣傳工作推廣大使,聘任理由是:傳遞正能量。

所以你應該知道,為什麼最近兩天馮提莫和同為鬥魚歌姬陳一發為什麼在離婚的話題上互掐的如此兇狠了。和明星一樣,主播已經脫離了傳統意義上帶有偏見的“俗”的形象,馮提莫對自己固有人設的依仗上,不亞於任何明星。而兩主播互撕的戲碼與當紅明星的架勢也別無二致。

無論是兩家粉絲的互帶節奏,還是相關話題在微博熱搜霸榜多時,或者最後馮提莫發佈的關於隱私的律師函,一幕幕都似曾相識。

馮提莫走紅這固然是直播平臺造星的勝利,作為鬥魚造星計劃主推的頭號主播,馮提莫無疑為鬥魚開闢了一條新的主播培養機制道路。事業邊界的拓展也讓她能夠規避主播職業壽命短的問題。但是原本屬於小眾文化和一些偏見的主播,能夠大踏步的走上臺前,與眾多老牌明星同臺爭奇鬥豔,背後最大的依仗其實是粉絲自主選擇的力量。

這大抵已經不是以往那個媒體造星和經紀公司造星的年代了,互聯網帶給娛樂圈的衝擊使粉絲的話語權達到了空前的高度,這種衝擊打破了娛樂圈的固有圈層,以前被不屑提及的粉絲經濟,已經是所有經紀公司和明星首要考慮的話題。

而如果論粉絲經濟的運作,直播平臺算是鼻祖,畢竟和傳統明星靠廣告,靠拍電視劇不同,主播和直播平臺幾乎所有的收入來源都依託於“水友”的直接打賞。這是粉絲經濟最原始也最為直接的變現方式。

鬥魚通過日常打賞機制的設計,熱點話題的炒作,年度盛典和魚樂盛典的PK造星,使得在馮提莫背後形成了數量龐大的,且伴其一路成長的粉絲。有這種最寶貴,最具現實意義的粉絲選擇加持,馮提莫自然有資格大踏步的進軍所有的娛樂版圖。

這種實實在在的網絡流量,盪滌了一切傳統娛樂圈鄙視鏈,網絡人氣從略帶偏見的不登大雅之堂,到如今打破媒體輿論壟斷,成為主流的輿論導向,是粉絲話語權的巨大勝利。

Pick王菊依舊是粉絲話語權的勝利

最近兩天爆火的王菊,依舊是粉絲話語權另一種勝利。

幾乎是無法想象的,一時之間從角角落落裡突然冒出了王菊無數擁簇,他們揭竿而起把本來根本不符合女團固有標準的王菊送上了各大榜單的榜首。這場狂歡經過數天的發酵已經愈演愈烈,許多在被“菊式文化”“菊之語系”刷屏的路人迅速體會到採“菊”東籬下的其中真意,然後一邊倒的加入到pick王菊的大潮中,這種病毒式的裂變頗有宗教的意味。

從馮提莫到王菊,中國粉絲開始用互聯網自己造星了

王菊到底觸到了大眾的哪些G點?

王菊的外觀形象決然不是傳統的明星或者女團的標準。但是在這場狂歡發酵前被她圈粉的觀眾都認為王菊在自身外形不出眾,但是卻敢於表達自己的野心和慾望,毫不做作的去爭取的真實感是吸引他們的主要原因。這是王菊的第一類粉絲。

真正引起裂變的是第二類,即被“菊式文化”文化感染,先前既不關心創造101也沒有看過王菊的表演,但卻被王菊的表情包和粉絲的“菊之文案”刷屏,感受到菊式文化所代表的對於權威的挑戰的快感。自覺地參與到刷屏的行動中去。

這些單純被感染的路人是這次刷屏行動中的中堅力量,並且越來越多的成為王菊的粉絲,可以預見,在以後的投票中,這些參與過一次投票的路人粉也將有極大可能再次主宰王菊的命運。互聯網使得粉絲抉擇的成本降到了最低,卻使得他們的聲量和選擇權放到最大,由此大眾多樣化的審美渴求,已經不是傳統的權威的媒體和少數人所一直能夠主導的了。粉絲被放大的抉擇的權利和愈發多樣的訴求,“王菊”總會被大眾選擇出來,即便不是這一個也有其它。

中國式造星的三個時代

中國式造星大致走過了三個時代,分別是唱片時代、選秀時代和圈層時代。而隨時代變遷的三個造星時代,粉絲也分處於不同的位置。

唱片時代是全世界造星工業的起點,在20世紀70年代,港臺音樂唱片時代興起。在這之後的30年,內地唱片業開始萌芽,而港臺更是唱片公司林立,除了五大唱片,香港有寶麗金、華星、英皇等,臺灣有滾石、飛碟、點將等,天王天后數不勝數,唱片銷量業也是動輒百萬張,被稱為華語音樂的黃金年代。

這個時期,各唱片公司都有一套完整的“生產流程”,各個音樂和藝人都是公司生產出來的標準化“商品”,唱片公司通過對行業資源和媒介的壟斷,掌控著絕對的話語權,這是個屬於精英化主導的造星時代,粉絲們只能挑選唱片公司包裝出來的一個個藝人。

而這種大規模的複製最大的弊病就是,相同的模具下,明星的同質化嚴重。以四大天王為標杆,藝人們的標準形象是就是偏“冷酷”,並且“高大全”,粉絲與偶像之間的“仰望式”關係,即偶像高高在上,充滿神秘感,粉絲頂禮膜拜,狂熱追捧。

隨之而來的互聯網革命幾乎使唱片業受到了毀滅性打擊,唱片公司已經無力壟斷整個行業,所以你可以看到,周杰倫、林俊杰、張惠妹之後,唱片時代沿襲下的造星模式出現斷層。造星工業正式邁入了選秀時代,標誌性事件就是湖南衛視2005年打造的《超級女聲》。

不分唱法、不計年齡、不論外型、不問地域,以及決賽由公眾短信投票決定的規則,讓它成為空前盛大的全民娛樂。最終,以325萬短信投票奪冠的李宇春不但讓那屆超女成為最成功的選秀節目,更真正開啟了內地的粉絲經濟時代。

但是初始的選秀時代是不夠完整的,選秀出來的藝人也不過是半成品而已,隨後蜂擁而至的選秀節目都只承擔了把藝人選出來的任務,後續卻沒有任何完整的培育模式,所以延續十幾年的選秀,根本沒能成功誕生更多的巨星,能叫得上名字的還是李宇春、周筆暢這些第一代選秀歌手。

現在的圈層時代依舊是受到了互聯網的衝擊所形成的。互聯網在摧毀唱片業的同時,也為藝人們打開了更多的展示窗口,媒介的去中心化賦予了每個人既是傳播者也是生產者,同時粉絲已經對娛樂商業的發展起到決定性的作用,足以影響任何藝人的前途走向。

而曾經被人“鄙夷”的粉絲經濟也獲得了前所未有的關注,而這一階段的造星邏輯也同樣發生著改變。相較於傳統唱片業時期高高在上、模式單一的天王天后,像薛之謙性格鮮明、能“賣萌耍賤”的段子手才是現時期大眾的最愛。

越來越多的藝人先從小範圍圈粉開始,然後藉由某一大眾媒介或者媒介事件引爆,迅速成為行業爆款。這種戲碼屢屢上演。

細數這三個特點鮮明的不同造星階段,我們會發現,整個行業的權力賦予先是從唱片公司部分轉移到傳統媒體手中,到現在更多由粉絲主導,其間的邏輯其實也折射出整個社會結構的變遷,即精英社會向平民社會的過渡,甚至可以說是平民主義在大眾文化領域的勝利。

總之,這是一個完全不同的造星時代,有它自己的邏輯和荒謬,在這裡,大眾的口味訴求決定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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