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王朝1566
本劇講述的是嘉靖與海瑞的故事。嘉靖三十九年，貪墨橫行、民不聊生。奸臣嚴嵩（倪大宏 飾）黨羽密佈、權傾朝野，清官海瑞（黃志忠 飾）不懼強權，敢於向腐朽封建的皇權發起挑戰。皇帝朱厚熜（陳寶國 飾）練道修玄二十載，始終把控著大明朝的軍政、經濟大權。當時的中國經濟發達，市井文化也算繁榮，但社會各階層矛盾突出，國家大面積實施的土地兼併使千百萬農民一夜之間失去了賴以生存的土地。嚴嵩的專權引起了地方各級官員的不滿，“倒嚴”之聲喧囂甚上，從上至下、從裡到外，從朝廷到地方官府，到處充斥著爾虞我詐、勾心鬥角的血雨腥風。忠臣良將與亂臣賊子紛紛登上了當時的歷史舞臺......
該劇是一部傳承民族精神的歷史劇。
“利劍”是劇中對海瑞的評價和比喻。海瑞的剛直無我也使全劇充滿著一股凜然正氣。主人公似一把利劍，全劇也似一把利劍，勇敢而徹底地揭露了封建官場的荒唐與黑暗，剖析了封建制度弊病之根本。太極的意象突顯作者之老成，利劍的意象則突顯作品的風骨。政治戲的精彩端賴權術的展示，歷史劇的可貴則全在於道德的感召力。歷史劇的價值要多角度多側面地分析，不僅要以現代的眼光看歷史，還要以歷史的眼光看歷史，更要以歷史的眼光看現代。以現代的眼光看歷史是指要立足現實、保持與歷史的距離，從而看到歷史人物的侷限性。對歷史作如是觀才能多一份冷靜，才能理解嘉靖為何理所當然地視國家財富為朱家一姓之私產，才能明白海瑞在統治集團內部捨身成仁的悲劇性。
在封建社會，特別是明代，朝廷不分、家國不分使社會利益的分配出現嚴重問題。從人數上看，皇帝、官員、平民成金字塔狀；而從利益分配上看，各階層所得利益卻成倒金字塔狀。統治階級上下其手，層層盤剝，最苦的是百姓。連沈一石都能透徹地認識時政之弊端：“上下揮霍無度便掠之於民；民變在即便掠之於商”，海瑞不是看不到。然而剝削是一種世世代代的社會現象，海瑞欲以個人的力量“使整個社會機器停止轉動”，結果可想而知。他看到了問題的癥結所在，卻看不到解決問題的方法。在諸種政策都要憑自上而下的決心貫徹 的人治社會，他卻想憑“祖宗之法”、“先儒之道”改變一切。他於不自覺中挑戰了封建制度，卻要從封建制度的根本――皇權入手救百姓於水火。皇權是封建制度弊端的根本，也是封建制度利益之根本。“立國不正”使“謀國”與“正道而行”相悖，“忠君”與“愛民”相悖。“要救百姓就要抗上”，可即便抗上也救不了百姓。由此，百官向內閣死諫是徒勞，海瑞向皇上死諫也是徒勞。海瑞自身就是這種制度的產物，所以其抗爭的結果必然是，“個人道德之長，仍不能補救組織和技術之短。”他的所作所為是不是為了貪名不得而知，而最終的效果的確也只是給自己博了個直名而已。
皇權制度下，歷史煙塵裡，道德評判也許蒼白，但當我們以歷史的眼光看歷史，設想規定的歷史情境就不難理解歷史事件的邏輯性。歷史劇若能以那個時代社會的複雜展現自古以來人性的複雜，使歷史人物的所作所為皆符合當時的歷史邏輯即是圓滿。設身處地才能發現道德評判並不蒼白。即使海瑞是為博直名，然而寧可粉身碎骨也要為百姓代言，這樣的直名從古至今又有幾人敢博。道德並非萬能，但道德也不便妥協。即使歷史人物的“賢愚得失不足以改變歷史發展的程序”，也不能因此不分賢愚得失。
對歷史作如是觀就會發現海瑞的悲劇多了一份悲壯的力量，歷史之黑暗更顯海瑞品格之光輝。海瑞是少有的孔孟的真實信徒，朝野上下恐怕只有他篤信“君為輕，社稷次之，民為重”，並“希冀以個人的力量，領到社會回覆到歷史上和理想中的單純。”以知疾不可為而為之、上下求索的精神論，海瑞是君子；以騎士精神論，海瑞是堂吉珂德。海瑞以犧牲“小情小我”的方式成就了“大情大我”，成為了一個高不可攀的道德標杆，而非每個人都可以拿來規範自己行為的道德標準。海瑞達到了看似不能到達的道德高度，讓道德標杆具有“雖不能至，心嚮往之”的意義。道德標杆雖然只能被尊重，但也不能被遺棄。在文藝作品中，制度、技術層面的意義退後，精神品質的意義則至關重要。如果一部歷史劇傳承了可貴的民族精神，讓人們不過於趨利趨樂，能“在情緒上激動大多數觀眾”，它便已出色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更難得的是，該劇做到了以歷史的眼光看現代，以史為鑑知得失興衰，成為一部飽含憂患意識的作品。在國富民強的年代，我們需要有才華和使命感的創作者奏盛世之樂章，也需要有膽識和責任感的創作者敲警世之洪鐘。該劇讓觀眾銘記我們曾走過怎樣漫長的洪荒與黑暗，銘記“先憂後樂清風願，從來治世民為天”這一亙古不變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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