戎馬一生的開國上將王震，幼年家貧，只讀過幾年私塾和小學，自謙為“粗人”，但他深諳知識和知識分子的重要性，無論戰爭年代還是和平建設時期，他一直喜歡讀書，終生敬重、推崇知識分子，喜歡同知識分子交朋友，給予他們真誠的禮遇和幫助，形成了一個交情深厚的知識分子“朋友圈”。本文介紹的是王震與他的幾位知識分子朋友交往的故事。
王震與周素園
王震與開明紳士周素園的相識純屬偶然。
1936年2月，紅二、六軍團長征抵達黔西北。2月9日，王震率紅六軍團一部攻佔黔西北重鎮畢節。進城之初，一名連指導員看到一座古舊宅院，料想是地主，便帶人進去“打土豪”。讓指導員驚異的是，在書架上翻出好些馬克思、列寧的書，書中密圈細點，說明被書的主人仔細讀過，而且還有讀書筆記。指導員把這些書和筆記本帶回去，向上級作了彙報。王震得知後甚為詫異：“碰到一個讀馬列的地主？”他馬上派人把這家主人請來相見。此人就是周素園。
通過交談，王震瞭解到周素園熱心讀馬列書籍的緣由。周素園系晚清貢生，他在貴陽創辦了貴州第一張日報《黔報》，成立了貴州第一個政黨——自治學社，從事宣傳和組織反對清王朝的民主革命活動。1911年11日3日，自治學社以新軍為主體舉行起義，成立貴州軍政府，周素園被推舉為行政總理。但不久，貴州軍政府被唐繼堯的滇軍所顛覆。周素園被迫流亡，奔走於京、漢、滬、渝等地，試圖藉助外部力量恢復貴州的革命政權。但當時以孫中山為代表的革命派正遇到重重困難，無力給予切實的支持；求助於南北各派大小軍閥，則無異於與虎謀皮。經過十幾年的徒勞奔波，周素園失望地回到家鄉，在彷徨和困惑中閉門讀書，無意間接觸到馬列主義，便被這一理論深深地吸引。於是，他潛心研讀了《資本論》《國家與革命》等馬列原著，在研究中還初步認識了用馬列主義指導的共產黨和紅軍。
瞭解這些情況後，王震笑著問周素園：“周老先生，你當過國民黨的大官，又是地主，紅軍來了，你為什麼不跑呀？”周素園坦然應答：“我是當過大官，但沒做過傷天害理的事；我是地主，但沒發過不義之財。何須跑？”王震點點頭，又問：“你為什麼讀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書啊？”周素園笑了：“中國總得找一條光明之路嘛！我研究馬克思主義10年了，我覺得馬克思說得對，我相信馬克思主義。”聽了他的話，王震興趣更濃，試探著問：“你研究馬克思主義好。現在我們共產黨的政策是抗日反蔣，你贊不贊成？”周素園不假思索地說：“贊成，完全贊成。”
此後，王震又幾次與周素園交談，增進了彼此的瞭解和信任，拉近了他們之間的感情。王震對周素園開玩笑：“周老先生，您老可不能老是關在家裡鬧革命（即閉門學馬列）啊！”周素園確信有一條光明之途就在眼前：“你們來了，我要走出家門鬧革命！”
於是，王震向賀龍、任弼時報告了周素園的情況，賀、任也登門同周素園促膝談心，介紹共產黨抗日反蔣的政策，徵詢他對時局的看法。周素園結合自己前半生的經歷和從馬列書籍中讀過的理論，加深了對黨和紅軍的認識，表示擁護共產黨的領導，並且欣然同意出任由紅軍組建並領導的貴州抗日救國軍的司令員，軍部就設在周府中。
周素園是開明紳士，為人正直，在各階層都享有較高威望。他參加革命在當地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使得紅軍在畢節地區得到將近一個月的休整時間，並擴大紅軍5000人。
1936年3月1日，57歲的周素園不顧年高體弱，執意率貴州抗日救國軍一部隨紅二、六軍團繼續長征。在烏蒙山迴旋戰中，紅軍既要與圍追堵截之敵作戰，又要與惡劣的自然條件作鬥爭，周素園的身體日漸衰弱，但他咬牙堅持著，並根據賀龍、王震等的要求，利用過去的社會地位，給滇軍上層人物龍雲、孫渡寫信，勸他們以民族大義為重，支持紅軍北上抗日的正義行動，不要助紂為虐，為蔣介石火中取栗。龍、孫接信後，從自身的利益考慮，果然放鬆了對紅軍的堵截，為紅軍勝利渡過金沙江造成了有利的戰機。
考慮到周素園年高體弱，經常犯病，北上征途更加艱苦，擔心他吃不消，王震向周素園轉達賀龍的意見，安排一些黃金、現款，想送他去香港暫做“寓公”，繼續為黨做些統戰工作。可週素園堅決不同意：“我快60歲了，在黑暗的社會里摸索了幾十年，到處碰壁。現在參加了紅軍，我才找到了光明。這是我一生最光榮的時刻。我死也要死在紅軍裡！”賀龍非常讚賞周素園這一態度：“好啊，老先生有骨氣！我們就是拿18個人抬，也要抬著他和我們一路走！”
周素園隨紅六軍團政治部一起行動，王震“和他經常同桌而食，同室而眠，朝夕相處，苦樂與共，不但增加了相互間的瞭解，也增進了彼此間的革命情誼”。（王震語）。7月初，紅二、六軍團與紅四方面軍在甘孜會師後，組成紅二方面軍。周素園看到李宗仁等發動“兩廣事變”的通電，立即以貴州抗日救國軍司令的名義在紅軍電臺發表了《對李宗仁元電廣播稿》，支持“兩廣事變”，希望李宗仁能與紅軍合作，共同反蔣抗日。
為了方便作戰，周素園改隨紅軍總政治部行動，最終長征到達陝北。到延安後，他受到毛澤東的接見和禮遇，被毛澤東稱為“我們的一個十分親切而又可尊敬的朋友與革命的同志”。西安事變時，周素園利用過去的社會關係，給當時國民黨的許多要人寫信，為和平解決西安事變，促進第二次國共合作做了許多工作。後來他擔任了八路軍高級參議，並受毛澤東親自委派返回西南，從事地方上層愛國民主人士的統戰工作。
王震和周素園再度相見，已是1951年10月。周素園時任貴州省人民政府副主席，來京參加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二次全體會議。在敘談中，王震得知了久別後周素園的情況，令他格外欣慰的是，周素園以與其年邁衰弱之軀極不相稱的旺盛精力，積極履行自己的職責，在黨和政府聯繫教育各階層人民群眾的工作中，起到了良好的橋樑作用。
讓王震扼腕而嘆的是，這次重逢竟成永訣。1958年2月，從貴陽傳來了周素園病逝的噩耗。王震為失去一位老朋友和忠實同志，備感悲痛。
到了20世紀90年代，貴州省出版《周素園文集》，王震欣然作序。他寫道：周素園的一生，是一個愛國者追求救國救民之路，歷經艱難挫折，終於找到真理的一生。周素園一生的曲折經歷，揭示了一條真理：在現代中國，從愛國主義到社會主義之間，並沒有隔阻著一條不可逾越的鴻溝。一個真誠的愛國主義者，只要堅持不渝地投身於救國救民的實踐鬥爭中，他最終必定認同並走上在共產黨領導下的社會主義這條唯一的康莊大道。
王震與餘銘鈺
王震與冶金專家餘銘鈺結識於新疆。
在率解放軍第一兵團進軍新疆之前，王震到西柏坡參加中共七屆二中全會。會議期間，毛澤東單獨召見他，說：“仗打不了多久了，現在要把重點放到勝利後的發展經濟和生產建設上來。"
當時，新疆沒有一寸鐵路，不能生產一斤鐵、一斤鋼。農牧民造鐵製農具，需花兩塊大洋才能從蘇聯換回一斤鐵。王震率大軍進駐新疆後，決定自力更生建鋼鐵廠，結束新疆缺鐵少鋼的歷史。他跑到北京國家重工業部鋼鐵工業管理局求援，得知該局有一兼職顧問餘銘鈺，是喝過美國“洋墨水"的冶金專家，而且還是民族資本家，在上海辦過一個益華鋼鐵廠。王震不禁大喜過望，馬不停蹄地趕赴上海找時任上海市長的陳毅做工作，請餘銘鈺到新疆考察建鋼鐵廠事宜。
1951年初，餘銘鈺乘飛機來到新疆迪化（今烏魯木齊），王震親到機場迎接，安排餘銘鈺在他辦公的新大樓下榻，又為其設宴接風洗塵。王震尊重知識分子，餘銘鈺已有耳聞，但親身感受這樣高的禮遇和盛情，還是受到了深深地震動。
餘銘鈺對這次考察新疆是心存疑慮的，主要擔心建廠資金是否充足以及領導人是否真重視。在與王震交談時，他直截了當地提出資金問題。王震胸有成竹地回答：“資金你不用擔心。目前新疆近20萬軍隊的軍費國家仍然照撥，這些軍費的絕大部分可用來搞建設。因為自新疆和平解放那一天起，我們就像當年在南泥灣那樣開展大生產運動，現在許多部隊都做到了生產自給或大部分自給，這樣大筆軍費就節省了下來。而且動用軍費搞建設是經過黨中央和毛主席批准的，這實際是對新疆建設的一種特殊政策。以20萬軍隊的軍費和全體指戰員的生產成果做你的後盾，難道還不能建設一個鋼鐵廠嗎？總之，你要錢給錢，要人給人，但有一條，你必須給我煉出鋼鐵。”
餘銘鈺心裡一塊石頭落地，說：“出鋼的事請你放心。你準備搞多大規模？先搞個3噸的爐子如何？”王震笑著搖搖頭：“3噸？那不成了小腳女人110噸也不行！日產不應少於150噸，如果日產250噸更好！”餘銘鈺聞言嚇了一跳，這個數字別說一個省，就是在全國也是夠大的，他不禁問道：“你們搞這麼多鋼鐵何用？”
於是，王震向餘銘鈺介紹了新疆經濟發展的長遠規劃，強調要儘快幫助少數民族地區建立現代工業，造就少數民族現代工人階級隊伍，促進少數民族地區經濟文化全面發展。
王震建設新疆的博大胸懷和氣魄，深深地打動了餘銘鈺，不但使他消除了種種疑慮，而且喚起了他青年時代“實業救國”的理想和抱負。餘銘鈺爽快地表示：“好了，什麼也不必說了，我決定把我的廠子搬到新疆來，而且舉家西遷。我兒子餘寧揚也是冶金工程師，我們父子決心為新疆的鋼鐵工業竭盡綿力。”
回上海後，餘銘鈺對兒子說：“我要到新疆去。人家汽車能停離我們100公尺左右的地方，人走著進來。他這麼大一個官，我是個老百姓。這種敬重是很不簡單的。無非就是希望我貢獻一點技術。”
餘銘鈺的益華鋼鐵廠搬遷時，因大型設備受橋樑涵洞的承載能力限制，無法用載重汽車運到迪化。王震到鐵道部去做工作，先把大型設備發運至東北的滿洲里口岸，辦理出境手續，然後經蘇聯西伯利亞鐵路經中亞運到新疆霍爾果斯口岸，再用載重汽車運到迪化。
益華鋼鐵廠整體搬到新疆後，更名八一鋼鐵廠，餘銘鈺被委任為八一鋼鐵廠總工程師。同時，王震還任命他為新疆軍區軍工部總工程師（正師級），為他申報獲批了國家一級專家待遇，並把當時新疆進口的第一批蘇聯勝利牌小轎車分配給他一輛。有人私下發牢騷說，軍級幹部還沒配轎車呢。王震把這些人召來批評道：“我批給餘專家一輛，是因為他能把礦石煉成鋼鐵。如果你們哪一位也能點石成金，我王震也送轎車一輛！”
正在餘銘鈺全力投入鋼廠建設的時候，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發生了，有人舉報餘銘鈺有“殺人罪行”。此時正在搞“肅反”運動，有人因此受到鎮壓，也有一些人受到誣陷而自殺。一個深夜，王震隻身來到餘銘鈺家裡，直截了當地問：“老餘，你要給我講實話，你殺過人沒有？”餘銘鈺明確表示：“絕無此事。”王震同他推心置腹：“老餘，我們是朋友。沒有此事你就不要緊張；如果確有其事，還是坦白為好。”王震離開餘家後，半途又突然返回，懇切地說：“老餘，你可要想開點，千萬不要自殺啊，那樣可真的說不清了。”面對王震的囑咐，餘銘鈺禁不住熱淚縱橫，他永遠銘記了這個夜晚。
後來問題調查清楚了，殺人指控純屬誣告。王震還專門請餘銘鈺到家裡吃了一頓飯。餘銘鈺得以輕裝上陣，成天泡在建設工地上，同解放軍指戰員一起經過7個多月的摸爬滾打，完成了建廠的初期任務。1952年4月30日，八一鋼鐵廠1號高爐出鐵，王震親自到場和工人們一起迎接在新疆出爐的第一桶鐵水。鐵水映紅了王震興奮的臉，振奮了在場所有人的心。
王震緊緊握住餘銘鈺的手，表示祝賀。餘銘鈺激動地說：“王司令員，在你領導下工作，我感到壓力很大。因為你的要求總是那麼高，那麼超前，但同時我更感到渾身有使不完的勁兒。因為你不但理解我們，而且真誠地支持我們，使我們沒有後顧之憂，這比什麼都寶貴啊！”
八一鋼鐵廠的建成投產，奠定了新疆現代鋼鐵工業的基礎。陳雲曾把20世紀50年代我國建設的3個大型鋼鐵廠、5箇中型鋼鐵廠、18個小型鋼鐵廠比喻為“三皇五帝十八羅漢”，新疆八一鋼鐵廠被列為“十八羅漢”之一。這在地處祖國內陸、交通不便、經濟落後的新疆，實屬不易。經過60年的發展，八一鋼鐵廠己成為一座大型的現代化鋼鐵企業，併成功上市，產品暢銷國內外。
在擔任國家農墾部部長後，王震聘請餘銘鈺任農墾部鋼鐵顧問，委託餘銘鈺幫助新疆生產建設兵團鋼鐵廠試煉高錳鋼、澆鑄拖拉機履帶板。1962年11月30日，餘銘鈺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66歲。王震以農墾部的名義為其撰寫碑文：“參加創建新疆鋼鐵企業工作，表現出了卓越的科學技能和熱愛祖國的革命熱情。”
王震與華羅庚
王震與數學家華羅庚相識於1954年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
王震時任鐵道兵司令員兼政委，華羅庚是蜚聲中外的著名數學家，兩人一見如故，推心置腹，徹夜交談，由此開始了30多年的密切交往和深厚友誼。毛澤東知道此事後，高興地說：“知識分子不怕王鬍子，那就好唰！”
王震始終把華羅庚引為他的良師。在鐵道兵任職期間，王震親率10萬大軍，移山填海，築路架橋，以最快的速度，興建黎湛、鷹廈兩條鐵路。在施工中，工程技術人員經常遇到橋樑、水壩等工程承載力的數學計算問題，王震親自帶領或委派工程師向華羅庚求教。華羅庚每次都會放下手中工作，耐心給予講解，幫助他們較快掌握了取得正確數據的方法。技術人員都很敬服華羅庚，說他是他們所遇到的最好的導師之一。
20世紀50年代末的一個春節期間的晚上，王震正在家裡和幾位大學生談論學習問題，華羅庚前來拜訪。王震介紹這幾位大學生與華羅庚認識，並要他們向這位數學大師請教。華羅庚熱情地向幾名年輕學子介紹了世界現代科學技術飛速發展的形勢，特別指出了興起不久的電子計算機的功用及發展前途。他預言，電子計算機的應用和普及，必將促進各個科學技術領域的變革和飛躍。他還勉勵這幾位大學生刻苦攻讀，攀登世界科學技術高峰。他把深奧的道理講得深入淺出、形象生動，王震作為一個“旁聽生”，也聽得津津有味，深獲教益。
三年自然災害時期，王震看到中國科學院包括華羅庚在內的科學家在捱餓，心裡十分難過。他親自下令從東北給中國科學院的專家們調來糧食，解決他們的生活問題。王震還一貫力主解決知識分子生活待遇過低的問題，解放初期，受毛澤東委託，王震負責工資改革，他曾向毛澤東談及專家教授的工資標準，毛澤東說：“華羅庚教授的工資可以比我高，其他人你看著辦。”
“文化大革命”期間，當有人把華羅庚當作反動學術權威批鬥時，毛澤東在八屆十二中全會的閉幕會上對王震說了一句：“王鬍子的朋友華羅庚要保護一下。”短短一句話，把毛澤東對王震的賞識與信任淋漓盡致地展現了出來，同時，也使華羅庚安然過關。
於是，在動亂年代，華羅庚還能夠從事他所鍾愛的數學研究。跟他一起研究的年輕人由於受極“左”思潮的影響，對華羅庚產生一些不禮貌的言行。一次，他們聚集在華羅庚家裡研討課題時，有人對華羅庚直呼“老華”。這一幕恰好被王震碰見了，他非常生氣，當即嚴肅地提出批評，對他們進行了一番尊師敬賢的教育。從此，“老華”改為“華老”，成為“文化大革命”期間科技界為數不多的幾個尊稱之一。
1969年下半年，王震被以“戰備疏散”的名義，下放到江西紅星墾殖場勞動鍛鍊，一去就是3年。儘管他同華羅庚見面機會少了，但書信往來不斷。當王震在信中提及墾殖場急需一套搞科研用的儀器時，華羅庚馬上四下託人買好，託運到紅星墾殖場。華羅庚十分關注紅星墾殖場的建設，還派他的學生到那裡推廣“優選法”。
1972年，王震從江西返京後，住在北太平莊，和華羅庚成了鄰居。兩人經常相互串門。王震每次到華羅庚家裡，總看到他的房間裡到處都鋪著寫得密密麻麻的研究數學的草稿，華羅庚常常傾吐憂國憂民的心跡和把數學應用到生產實踐中去的宏圖大志。王震從他身上，看到了知識分子熱愛祖國、獻身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拳拳之心，由衷地稱讚他“是新中國數學科學的拓荒者、奠基人，也是把數學應用到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中的拓荒者、奠基人”。
20多年來，華羅庚一直致力於“優選法”“統籌法”的推廣普及。當這項工作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干擾時，他對王震說：“我牢牢記住這句話，不為個人，而為人民服務。我不能在干擾中躺倒不幹！”王震對他正氣凜然的態度給予無保留的支持，表示要做他的堅強後盾，使得華羅庚有勇氣頂著干擾，四處奔走，推廣普及“雙法”。
華羅庚嘔心瀝血所推廣普及的“雙法”在生產實踐中結出了豐碩的果實，受到黨和人民的讚揚和尊敬。華羅庚對黨和人民給予的崇高榮譽，卻惴惴不安。1983年，他到美國訪問和講學期間，致函給王震：“黨破格使我成為活人上電視劇的開始，衷心感激之切，非言之所能表達也。今後只有為黨為人民更努力，獻出僅有的餘力，生命不止，奮勉不己。”當時，華羅庚患有很嚴重的心臟病，但他在信中說：“有人建議我利用這次出國機會，治治心臟病，但我剛到這兒，最好先把工作搞好，之後再進行體格檢查為妥。”字裡行間洋溢著他對祖國對人民和對人類科學進步的一片忘我之情。
從美國回來後，華羅庚更加精神抖擻地奔赴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的第一線。1984年7月，他赴長沙講學。1985年1月，赴鄭州總結推廣“統籌法”的情況。這兩次行程中，他都寫信給王震，表達自己“竭盡餘生，死而後已”的心願。王震也給他回信，讚揚他為國為民的偉大精神。
對華羅庚的不幸離世，王震一連幾日寢食不安，長吁短嘆，鬱鬱寡歡，深為失去這樣一位摯友而悲痛萬分。他寫下《悼念良師摯友華羅庚》一文，發表在1985年6月23日的《人民日報》上。他寫道：
6月13日上午，我正在伏案看報，突然傳來了華羅庚同志在日本講學、心臟病突發不幸去世的噩耗。我為我們中華民族乃至全人類失去這樣一位傑出的數學大師與和平運動的活動家，為自己失去一位極尊敬的良師摯友而悲痛。
華羅庚教授雖然離我們而去了，但他的輝煌業績，即令千秋百代，也足為人欽仰：他為中華民族之崛起，奮勉工作到生命最後一刻的偉大精神，永遠激勵我們前進。安息吧，我的良師摯友華羅庚教授！
華羅庚的家鄉江蘇常州人民為了紀念他，集資在金壇中山公園為他建造了一座蘇州園林式的紀念館。紀念館門口是一個小水池，四周環繞著柳樹，旁邊的小丘上建有一個華羅庚紀念亭。王震特意為紀念館題寫了館名：華羅庚紀念館。以寄託他對“良師摯友”的無限思念。（來源|黨史縱覽 作者|梅興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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