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王朝1566》展現給觀眾的是一個立體縱深式的權謀格局

下面就分析一下大明王朝中立體縱深式的權謀格局。

權謀涉及的縱深覆蓋廣：上至天子，下到縣丞，其間無人不知權謀，無人不用術數。

嘉靖作為最高權力境界的孤獨者，集中體現了封建時代最高掌權者的權謀水平。嘉靖的權謀之道是外道內法，表面上是道家無為而治，講究君無為而臣有為。嘉靖深諳此理，在劇中話不明說，多用機鋒，讓嚴嵩徐階他們去猜。事情，辦成了則聖上英明神武，算無遺策。搞砸了，則內閣決策不當，辦事不力，鍋還得有人替嘉靖背。

但實際上嘉靖權術的核心還是法家的東西。他將韓非子那套“法術勢”的體系玩的爐火純青。樹立自己至高無上的權威，操縱臣下，聲色不露而辨別忠奸，賞罰莫測而切中事實。平衡挾制，以達到“設百官如家奴，視國庫如私產”的目的。嘉靖也實現了這一目的，作為劇中有著最高權謀水平之一的最大權力者，唯一能勝過嘉靖的就只有嚴嵩、徐階、呂芳三人聯手，嚴黨、清流、內廷的勢力合作，這一可能微乎其微，唯一的一次，稍有苗頭，還被嘉靖大大整治，罰呂芳去守陵，責嚴嵩去養病，令徐階暫行首揆之權。

縣丞，官僚體系中最末的一環。該劇塑造了一個精明滑頭、欺軟怕硬但又深諳為官之道的縣丞——田有祿。田有祿的為官之道充分體現了他是個典型的實用主義與功利主義者。他的那些術數則圍繞著實用與功利展開的，劇中最典型的就是海瑞辭官後，田有祿暫代縣令，堅決推行上面趙貞吉的政策，不顧淳安遭災，催糧催稅。海瑞抓住他的把柄，依照大明律一番義正言辭，田有祿瞬間由之前咄咄逼人變成恭謹順從，表示堅決擁護海知縣的領導，可之後一轉眼，就向趙貞吉訴苦告狀。陽奉陰違，見風使舵的術數使得那叫一個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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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弈主體的複雜與多樣：個人與個人間，團體與團體間，個人與團體間。

權謀在博弈鬥爭中盡顯，且越是旗鼓相當的對手間博弈，越是精彩。你來我往，見招拆招。何況大明王朝中博弈何止兩方。嘉靖與海瑞博弈貫穿全劇成為一條主線。

嚴黨與清流的博弈，勢同水火。嚴黨、內廷、清流的三方博弈，鼎足而立。太子黨中，裕王王妃二人與徐高張之間利益目標大體一致，但心思又各有不同。

嘉靖與群臣的博弈，太極平衡。其間，團體內部間隙叢生。清流中：高拱與張居正心存芥蒂、高拱對趙貞吉心存鄙夷，甚至不滿於徐階和事老與和稀泥策略。張居正與趙貞吉存在競爭關係。嚴黨中：嚴世藩與羅龍文、鄢懋卿沆瀣一氣，做事瞞著嚴嵩。浙江嚴黨鄭何二人也各自打著自己的算盤。內廷中：陳洪對呂芳之位存取代之心、黃錦對呂芳忠心耿耿，與陳洪相互鬥爭。

展現了不同層次、階段的權謀術數。

在進身之初，本藉藉無名，但心懷抱負不甘下賤，想出頭、想往上爬，但苦於無人提攜只得自己活動。

馮保是這一類人的典型。開篇即杖死周雲逸，壓制他人自己趕著報祥瑞，這是是馮保想往上爬而揣摩聖意，逢迎嘉靖而採取的術數。不料，這樣搶著報喜得罪了上司，壓制他人，開罪了下級。這樣趕著勁兒的往上爬，幾近不擇手段，自然遭人記恨。但幸逢老祖宗呂芳待人寬和，體恤下情。推心置腹教導為官三思，併為馮寶選了一條長遠的道路。侍候世子，自此馮寶開始學會韜光養晦，以退為進。

高翰文亦然，翰林院編修的日子清苦難熬，儲才養望卻耐不住寂寞，便自己活動，提出個“以改兼賑”的方略，得了個杭州知府的“美差”。殊不知此去，刀山火海，不過是給他人做得個遮風替罪的屏障而已。

進身之後，如何勤於守成？或百尺竿頭想更進一步，或急流勇退以謀善身，或進而貪戀權名，或退而愛惜羽毛。事未經歷不知難，而以上的這些選擇，劇中不同人物都經歷了，都使出了自己的權謀以謀國謀身，或謀名謀利。

進身之後，嚴世藩想的是保住權勢，於是結黨營私。陳洪想的是百尺竿頭，於是暗中給呂芳下絆兒。呂芳楊金水唸的是急流勇退，以謀善身，於是一個露出差錯一個裝瘋賣傻。嚴世藩、陳洪貪的是權勢，趙貞吉貪的是雅名。但共同點都在於逢迎上意、以求進身。

當爬到權力的頂峰又當如何？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何其風光？可從嘉靖身上我們卻能讀出孤獨，最高權力境界的孤獨者高處不勝寒的悲涼。最後一集裡陳寶國那句“連朕的孫子都不認朕啦”。何其無奈，何其揪心。孤家寡人，困在權力的桎梏中。這些早已超出了權謀術數，上升到對權力哲學的思考層面。

嘉靖是孤獨的，可嘉靖又偏巧遇上了一個同樣的孤獨者——海瑞。一個在最高道德境界裡煢煢孑立、踽踽獨行的孤獨者。一個站在最高權力境界，一個站在最高道德境界，兩位孤獨者的鬥爭較量，再高深的權謀，再完美的術數，也顯得蒼白無力。

所以，《明王朝1566》是一件藝術品。它以電視劇的形式為載體，融合了歷史文學、新史學、傳統哲學與影視藝術，展現的是深層次的思辨。講權謀，它已經將權謀上升到哲學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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