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法管錢,阿里買單:前中環投行男的資管“革命”

文 | 春曉 在雷春然將近八年的投行生涯裡,2012年3月的那個早晨最讓他刻骨銘心。


當時他正在九龍ICC100層某瑞士銀行的辦公室吃著包子,喝著咖啡,本以為是“無驚無險到6點”的又一天。突然HR一個電話打來,讓他去一趟。

雷春然毫無準備地走進HR辦公室,老闆也坐在一旁。老闆板著臉,說了句“Sorry but Bye Bye”。

那一年雷春然29歲,在投行幹了五年。從入行起,他一直擔任FICC(固定收益)的銷售工作,那是他工作的第三家銀行。

“上一分鐘還吃著包子,下一分鐘工作就沒了!”

和雷春然一起被裁掉的,還有銀行中國組(China Team)其他幾位同事。對於解聘,銀行方面沒有給任何人解釋。

那次被炒魷魚之後,雷春然又跳了兩家機構。2015年,雷春然所在的某德系大行業務大洗牌,他再次失業。

中環的熱鬧是別人的。起起伏伏,大盈大虧也是別人的。幾百萬年薪又如何?作為打工族,他無法掌控自己的命運。大部分雄心勃勃要成為“華爾街之狼”的精英們,最終都逃不出“華爾街之螂”的結局。

此刻的雷春然,這個在朋友圈中以“中環唯一有胸毛的中國男人”著稱的80後,對投行打工生涯徹底心灰意冷。

春東二人組

結束銀行生涯時,雷春然並不明確自己要做什麼。但他有個清晰想法,就是“再也不想打工了”。

他剛剛結婚不久。新婚太太對他創業的想法很支持。兩人生活簡單,沒有奢侈消費。他想,緊衣縮食也能撐幾年。此時不搏,更待何時?

雷春然判斷金融行業的未來在量化。最近幾十年,可以用來做投資標的的數據爆炸式增長,另外一方面,計算機的計算能力爆發式增長。他想,或許可以把科技和金融結合起來做點事。

思考自己創業方向那幾個月,雷春然跑了兩趟華爾街。幾位基金經理向雷春然介紹了美國來勢正猛的“智能投顧”(Robo-Advisor)。雷春然第一次聽到了“Betterment”的名字。

Betterment 是全球第一家智能投顧公司。和其它全球主要的智能投顧平臺一樣,它執行被動投資理念,投資指數基金,收取廉價的管理費。

2017年,Betterment宣佈自己的管理規模(AUM)已經達到100億美元。美國的金融巨頭先鋒和BlackRock也紛紛加入智能投顧陣營。

雷春然大受啟發。他認為自己可以在智能投顧方向上有所作為。他理解機構運作機制,善於和市場打交道,但算法技術他不懂。

合夥人哪去找?

雷春然腦子裡跳出一個人名:黃耀東。

黃耀東和雷春然2007年相識。他們同在香港中環中心一家銀行共事。雷春然做FICC銷售,黃耀東做衍生品的設計和定價。雷春然常跟黃耀東溝通客戶的對沖需求,黃耀東設計衍生產品滿足,幫忙算價,設置參數。

算法管錢,阿里買單:前中環投行男的資管“革命”

黃耀東(左一)和雷春然在投行工作之餘,聊得很愉快。

“在香港科技大學金融工程碩士專業,黃博士(那時還是黃碩士)創下一個記錄,十門課他有九門A+,科大創校25年沒有人打破。”提起這位前學霸,雷春然衷心佩服。

在銀行工作兩年後,黃耀東辭去“乏味”的衍生產品工作,回香港科技大學讀應用數學專業博士。

出生於中國臺灣的黃耀東從小痴迷數學。少年時,數學給他解密的樂趣。成年後,他逐步體會到數學邏輯和結構的美妙。

“數學定理成千上萬。小時候學勾股定理,你並不知道背後的推動力是什麼。但當你自己創造一個定理的時候,一定有動機,有需要解決的問題。所以要直覺先行,先猜這個東西是什麼樣子的,然後再去用數學的辦法嚴格證明。”

2018年3月,我和黃耀東在香港科技大學的星巴克碰頭。他講起數學時,鏡片後眼神炙熱,像個戀愛中的理科生。

雷春然提出用算法和IT改造現有財富管理行業的想法,一下就打動了黃耀東。

用Robo-Advisor做全球資產配置,需要配置不同資產類別,用ETF作底層,然後通過算法來進行優化。概率論、隨機優化、隨機控制正好是黃耀東研究的課題。黃耀東認為,投資組合的配置也就是一個優化的問題。“資產組合裡面的權重,實際上就是你的可控變量(control variable)。”

兩人一拍即合。

建模

1952年,被稱為Modern Portfolio Theory之父的馬科維茲(Harry Markowitz)在美國發表題為“Portfolio Selection”的文章,第一次從風險資產收益率和風險關係出發,提出了證券的組合投資是為了實現風險一定的情況下,收益最大化,或收益一定的情況下,風險最小化。

馬科維茲運用數理統計方法全面分析了何為最優資產結構,從而把投資理論從定性分析推向更科學的定量分析。

這套理論在業界得到積極響應和執行。在私人財富管理領域,無論是在華爾街還是中環,打扮得花枝招展的私人銀行banker們孜孜不倦地建議他們的客戶用分散的哲學邏輯,做資產配置。

然而“分散”只是一種籠統的說法和頂層哲學。具體怎麼樣去做,這涉及到Robo Advisor的算法,也就是雷春然和黃耀東的核心競爭力。

“我們通過每個資產類別(Asset Class)之間低的相關性,來降低組合的風險。需要弄清楚相關性(Co-variance)要怎麼計算,怎麼估計得更準,然後去算去找最優解。”黃耀東告訴我。

黃耀東的任務是用數學去建模,“通過數學的手段,把這個投資哲學執行得最好,在細節方面做得更精準、更精確”。

算法之外,Robo-Advisor還要幫客戶交易下單,形成閉環。

市場上交易必須考慮成本的因素,在換倉時,IT團隊還必須考慮怎樣優化算法,減少摩擦成本。

想法初成,黃耀東和雷春然就在依山傍水的香港科技大學圖書館,打開筆記本,正式開幹,跑起實盤來。

他們嘗試壯大隊伍,招兵買馬。一開始來了幾個博士,但兩個星期後就跑了。

“因為我們沒有辦公室,他們覺得我們是騙子。”雷春然告訴我。

為了儘快搞定辦公場所,2016年年初,雷春然和黃耀東熬了一個通宵,趕了一個商業計劃書出來,申請科大創業中心的項目。

如果申請通過,他們可以拿到科大提供的一間免費辦公室。同時,科大也會持有一部分公司原始股。

算法管錢

2016年9月,雷春然和黃耀東創立的AQUMON(“Accurately Monitoring Your Portfolio”的首字母組合)第一隻產品上線。2017年年初開始,雷春然簽下香港一些比較小的券商和財富管理公司。

這時他們已經搬進科大創業中心一間300尺(20多平方米)的辦公室。房間沒窗戶,沒手機信號。雷春然和同事最開始收註冊短信,要跑到外面有信號的地方,收完短信再跑回來。他去淘寶上買了根信號增強的天線,也沒啥用。

公司慢慢聚集人氣。七位年輕的科大畢業生加入了他們。

雷春然買了一幅有七朵向日葵的畫放進“小黑屋”,“代表我們當時的7朵小花”。

和國內許多走To C路線的智能投顧不同,具有豐富機構銷售背景的雷春然一開始就走To B路線:“因為我知道怎麼去跟金融機構打交道。”

雷春然和黃耀東為機構“量身定製”開發:銀行客戶,底層是銀行自己銷售的、SFC認可的公募基金,他們就用基金池子做算法開發;香港券商客戶,底層就是所有可買賣的二級市場的ETF、股票,他們就根據這個底層去做開發;內地金融機構用的是國內的公募基金,也有相應的算法去配合。

黃耀東告訴我,機構的一個普遍弱點是IT跟不上。“基本上不用雲,手機APP都是剛剛開始做一些事情。許多機構資產管理能力有待提高,沒有辦法幫客戶去做全球資產配置。”

在八年投行生涯中,雷春然對機構內部創新舉步維艱感受深刻。

這部分原因來自強監管。內地有銀監會、證監會、香港有SFC、美國有SEC,外資銀行內部還有自己的監管體系。在銀行時,雷春然隔三差五就要培訓,還不時上網做測試。這些因素多管齊下,金融機構內部想做任何創新都難上加難。

就拿最基本的IT系統來說。在雷春然打工的最後一家德系銀行,大家用的是Lotus郵件系統,“感覺好像是上世紀80年代的。”

雷春然提供的策略生成,自動化下單,為機構節省成本,提高效率。這些機構求之不得。

香港財富管理市場一萬多億美元。去開拓市場時,雷春然感受到底層基金經理本能的牴觸。最多的質疑來自那些搞了一輩子金融的人。一聽是算法在管錢,他們總是問:這玩意兒能行嗎?

雷春然理解這樣的質疑。

“一個老的交易員,做債券交易,或者是Rates,他自己熟知的領域頂多三到五類資產。比如說FOMC開會,美國要加息,黃金怎麼動,債券怎麼動,十年國債怎麼動,Rates怎麼動,Swap怎麼動。對於這些相關性,他自己心裡面有一些直覺反應。現在我們覆蓋的是全球80到100個大類資產。人的大腦能夠計算的相關性也就三到五類,但是機器可以做出所有相關性的Matrix。”

講到這,雷春然打開筆記本,給我看他們常給客戶展示用的網狀圖。

算法管錢,阿里買單:前中環投行男的資管“革命”

雷春然告訴我,每一個紅點代表一個大類資產。兩個紅點之間的夾角代表相關性 。夾角越大,相關性越低 。

“這個網是有彈性的。一個金融事件發生,一個球掉下去,啪,這個網跌到什麼程度我們算出來,什麼時候球彈上來,彈到哪我也能算出來。但是人沒有辦法處理那麼多數據。”

和金融機構接觸時,雖然底層的基金經理會對智能投顧有牴觸。但銀行的CEO往往對智能算法不敢小覷。如今,跟雷春然合作最久的金融機構已經有一年半了。他強調自己策略的穩健特性符合銀行客戶的長線利益。

“大型的銀行和券商,不希望客戶的錢,一會兒正一會兒負,一會兒進一會兒出。”

對於雷春然和黃耀東來說,他們徹底擺脫了賣單一基金抽成的1.0模式,實現了用算法管錢、收管理費的2.0模式。

他把這總結為“我又要賣給你,我又要對你的投資負責”。

瘸腿演示

2017年8月的一個星期天,黃耀東要給從內地特地前來香港的理財師講解智能投顧。當天正好遇上香港8號風球,交通工具停擺,他到尖沙咀已經遲到了幾分鐘。急著奔跑的黃耀東不小心摔了一跤。忍著痛,他一路瘸瘸拐拐地跳到現場。

受傷第二天,他們還得給香港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SFC)做彙報。黃耀東根本沒時間去看腿傷。

“心中還希望不要被他們看出來,因為很難看,還要給別人做演示。”他說。

這一天,黃耀東和雷春然等了很久。

從2016年年底,他們就開始接觸監管,以做“智能投顧”的業務,去申請1號牌和4號牌。

開會前幾個月,他們和SFC已經來來回回幾百封郵件,回答了對方几百個問題。

SFC之所以如臨大敵,在雷春然看來是因為遇到了機器做投資決定、機器下單這個從來沒碰到過的業務。

對於雷春然交上去的厚厚的材料,SFC的工作人員幾乎每字必讀。

他們提出的問題包括:機器做出的決定是不是正確的,下單的時候機器能不能做出最好的、最優的決策,整個監控的過程會不會出錯,對於保守型的投資者,會不會給予高風險的投資建議等。

“監管者有自己一個思考的方式。我覺得他們的興趣是越來越大,越到後面,問的問題越專業。” 雷春然說。

開會那天,黃耀東跛著腳“跳”到長江中心。“我一看,他們密密麻麻來了十幾號人。證監會三個部門,產品科、發牌科、監察科的大佬都來了。所有的人都要聽一下,到底這個智能投顧是個什麼東西,怎麼玩的。”

當天,雷春然和黃耀東分別發言,每講完一個環節,臺下都有來自監管者的提問。開完會,SFC當場就發了牌照。

“之前很多人告訴我們,你們這樣的小公司、這種業務模式拿不到牌照。甚至連我們的投資人,也覺得我們拿不到牌照。但我們就拿到了。”

雷春然把申牌的過程看成對自己的一個小考。“我們這種小的公司需要被這種監管擼一遍,到底怎麼去做合規,每一個線條是怎麼樣的。”他說。

黃耀東跛著腳忙了一個星期。拿完牌照,他受傷的部位已經隱隱發黑。

X光結果顯示,他骨折了。

走出“雞籠”

拿到SFC的1號牌和4號牌照後,雷春然帶領團隊開始切入To C業務。

雷春然說,智能投顧To C端的意義,在於降低投資的門檻(To C端門檻只有幾萬港幣),把原來只有超高淨值客戶能享受的全球資產配置服務,帶給到普通人。

2017初,他們團隊從科大的小黑屋搬了出來,轉到清水灣的一間村屋辦公。大家終於不用跑出去接電話了。

團隊蓬勃成長,從最開始的幾個人,到2018年一共四十個人,分別在香港、深圳、新加坡。

黃耀東領導的算法團隊,已經有四名博士,本科學數學、電子工程、物理、計算機專業畢業。

除了算法的優化、更新,算法團隊花了一年半的時間搭建自己的數據庫和回測、策略輸出流程。

“如果是有第二家智能投顧來去做,團隊比我們更優秀,他也要花這麼長時間。”雷春然說。

今年各種ICO和比特幣項目大出風頭。他感嘆道,做智能投顧創業,沒有什麼光環。算法需要長時間打磨,還要根據市場變化、投資者訴求、監管要求不斷升級,過程很慢。

創業這兩年,雷春然對金融市場和機構理解更加全面。

以前在銀行裡,他形容自己像是在雞籠裡,每一隻雞都在固定格子,做老闆佈置的任務。

“老闆層層疊疊,你上面可能是一個日本人,可能是個瑞士人,你都不知道他在哪,一年過來見你一次,你就在這個格子裡面。很多監管的線不能跨越,還有China wall不可能跨越。”雷春然說。

但是創業者必須方方面面俱到。雷春然開始理解風控的角色,會計為什麼重要,他負責每一次招聘,小心翼翼把優秀的、和公司文化契合的人才引入,他負責公司預算,恨不得把一分錢掰成兩分花。

阿里來了

雷春然和黃耀東在2016年做了一輪天使輪融資。投資者都是支持和信任他們的業內朋友。“每一筆錢對我們都很重要。”黃耀東說。

2017年,他們開始和阿里巴巴創業者基金談判。條款談判持續了三個月,光是律師費就花了7萬美金。

雷春然和黃耀東作為核心創始人,從未做過一級市場投資。引入阿里,進行合作談判時,他們逼自己搞清楚每一個條款未來對公司的影響。並提醒自己對資本保持平等相處的心。

“我們很有自信,所以站得硬,如果一開始讓出非常多的股權,之後再去融資,或是更有合力(synergy)的投資人要進來,會碰到很大的困難。”黃耀東說。

公司的另外一個股東是香港科技大學。科大給黃耀東和雷春然提供了不少難以獲取的人才。

香港生活成本高。從科大過來的不少年輕人,願意承擔風險,給了他們強勁支持。“我從中環花更多的錢找來的人,還不一定能用。”雷春然說。

雷春然現在的工作節奏和以前不能同日而語。他大概1/3的時間都在出差,每週都會去深圳,跟IT團隊一起工作。

他一年半的時間沒有拿工資,還賣掉了自己在無錫老家的房子。“該All in就要All In。”

公司發展不同階段,任務一環扣一環,他倆的挑戰不斷:創業最開始,要出產品;產品做好,要去賣,從0到1、從1到100、從To B變到To C,開發不同生意的模式,團隊不斷有新挑戰。

最開始接觸客戶時,雷春然花大量的時間做投資者教育。有些比較大的機構客戶,他倆前前後後需要去演示、溝通十餘次。

去年公司格局慢慢打開。雷春然和黃耀東簽了30多家金融機構,見了幾家主權基金,敲定跟華夏基金、中銀香港資管的合作。這些機構內部風控、合規嚴格,每家都要經過至少九個月以上的談判。

現在,雷春然把AQUMON定位成一個智能策略輸出的公司,而不僅僅是智能投顧。公司慢慢找到方向,他倆很有成就感:“就像看著自己的baby長大,感覺很不一樣。”

自由

需要放鬆大腦時,雷春然和黃耀東喜歡一起看美國的UFC(終極格鬥冠軍賽)的比賽。他們都很欣賞UFC運動員頑強拼搏的勁頭。

“有的冠軍到30歲,腦袋被打傷,還是要不停地戰鬥。除非有一個新人來把他打敗。”雷春然說,這跟金融行業挺像,“很多精明人在這個圈子裡,你要不停的去戰鬥”。

在這個戰場上,他們不會去想挫折,遇到問題就去解決。“因為只有解決問題才能舒緩壓力”。在雷春然眼裡,創業就是99%的痛苦加1%的狂喜,沒有中間地帶。

在風景秀麗的香港科技大學,我和黃耀東坐在星巴克聊完他創業的細節。我告辭前,他帶我參觀校園。

路過鄭裕彤教學樓裡展示的一架無人機模型時,黃耀東跟我介紹說,大疆的創立人就是科大出來的,言語中溢出自豪。

科大是黃耀東學術生涯的開始。他在這裡度過了難忘的求學和教學時光。雖然不再擔任教職,黃耀東仍然在頂級科技期刊上積極發論文。

2017年,他以第一作者身份連續在金融數學國際刊物SIAM Journal of Financial Mathematics上發表了兩篇學術論文。在論文裡,他分別用概率論和隨機優化控制技術解決了信用違約互換定價和路徑依賴變額年金的一些關鍵問題。

和雷春然一樣,黃耀東在跟我聊天時頻頻提起家人對他創業的支持。“現在把所有時間放在了工作上面,中午和晚上經常要跑中環,很少機會陪太太和小孩吃飯。”

這個臺灣80後高中就跟隨父母從臺灣搬到湖北。高中畢業後,他以中國內地學生身份參加高考。他用繁體字答題,沒有任何分數優惠,考進華中科技大學。

入學後,他和其他內地學生一起參加了一個月的軍訓。

本科畢業後,按照要求,黃耀東返回臺灣服兵役,進入陸軍步兵連反裝甲攻堅組。

他在一座面積4.35平方公里、名不見經傳的小島上,每天出操、打靶、過軍隊生活,和身邊“三流九教”的人朝夕相處了一年八個月。在軍中比武表現優異,他還獲得大功榮譽。但那時黃耀東還是挺鬱悶:“在人生最精華的時間段,什麼事都不能做。”

到現在黃耀東還常做夢,夢裡,自己還在島上當兵。

醒來後,他鬆口氣。

“出來之後,我就覺得沒有什麼好抱怨的。再怎麼苦,都是一個有自由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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