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下午，飄著很大的雪。庭院，房頂，田野，白茫茫一片。我踩著小凳，趴在窗臺上，看雪。有人敲響院門的時候，我正踩著小凳，趴在窗臺上，看草棚裡覓食的一群麻雀。
爸爸在外地工作，媽媽被鄰村人請去接生了，家裡只有我一個人。媽媽臨走時，一再囑咐我看好家，要有陌生人敲門，千萬不要開──壞人很多。
聽到敲門聲，我忙從小凳上跳下來，跑到院門的後面，好奇地對著門縫，向外瞧看。我家住在村子最東頭的路北，院門正對著大街。一個五十多歲的中年人，滿身是血地躺在門外。那老頭戴著的眼鏡，只剩下大半個鏡片。他顯然發現了門後有人，抬頭望著我說，小姑娘，能讓我進去，暖和一會兒嗎？
你是個特務吧？我這麼想著，就順嘴說了出來。很多小英雄的故事，在我腦海裡閃現出來。假如他掏出一把糖來給我，我肯定會用力摔在地上，“呸”一口說，誰吃你的臭糖！這是糖衣裹著的炮彈！
我像特務嗎？他微笑著說，你們不是常說，熱愛黨，熱愛祖國嗎？我就是共產黨，是被特務打成這個樣子的。
想想電影裡寧死不屈的黨員，還真是這個樣子。我就相信了他的話。媽媽也經常說，別人遇到困難，一定要伸手幫助。更何況，他是一個受了傷的共產黨員。
可是，我搬不動你。我打開院門說。
謝謝你，小姑娘。他這麼說著，已吃力地爬動起來。或許是受傷太重了，每爬動一下，都疼得齜牙咧嘴好半天。厚厚的積雪，在他的身子底下，發出輕微的脆響。爬過的地方，留下一路血汙，又很快被厚厚的落雪覆蓋。
等他終於爬進屋裡，媽媽回來了。我跑過去，撲進她的懷裡，向她講述了剛才的一切。媽媽撫摸著我的小腦袋，誇獎說，寶貝，你做得對。快去廚房，抱些乾柴，給爺爺取暖。
媽媽快步走進屋，將爺爺扶起來，老校長，你咋成了這樣？
爺爺苦笑了一下，今天上午，西村開我的批鬥會。會場裡擺著一條長凳，凳上放兩塊磚。他們讓我跪在磚上。我沒有辦法，只能跪上去。他們一腳將長凳踢倒，我就摔了下來。摔下來，扶上去，再狠勁踢倒……我的兩條腿，被生生摔折了。逃到你們村，我敲了很多家的門。他們看見我，像見了瘟神，都不敢開。這是你的女兒吧？她救了我。
點燃一堆乾柴後，屋裡漸漸暖和起來。媽媽說，您餓了吧？我做飯去。爺爺感激地微笑著，並沒有阻攔。
媽媽做飯，我燒鍋。媽媽告訴我說，這個爺爺姓李，原本是城裡的大幹部，因為一些言論，牴觸了大好形勢，被打成了右派，下放到西村當老師，後來又升成校長。
我問媽媽，哪些言論，牴觸了形勢？
媽媽笑了，給你說了，你也不懂。有一天，省報的頭條，有一則報道，說某個地方，小麥單產過了十萬斤。你爺爺不信，說把十萬斤麥粒堆起來，比麥棵還高，有可能嗎？媽媽一再囑咐我，爺爺住在咱家的事兒，對誰也不能說，要保密。
我點點頭，媽，我對誰也不說。
爺爺這一住，就是三個多月，直到春節前夕，才拄著木棍，一瘸一拐地離開。這期間，我聽爺爺講了許多有趣的故事和做人的道理。到後來，我們比親爺倆還親密。他走時，我大哭了一場。
一晃多年，我已是個高中生，對爺爺的記憶，也漸漸淡去。突然有一天，爺爺坐著小轎車，來到俺家。帶了許多好吃的食品，許多學習資料。隨同他過來的司機，告訴我們說，爺爺平反了，現在是教育局的一把手。
不久，媽媽被調到公社衛生院工作，拿工資，吃商品糧。
很多人都羨慕，說我們自從遇見貴人，逢凶化吉，遇難成祥，好事連連。也有遺憾的，他們說，當時，如果不是怕受牽連，哪能輪到你家遇見貴人呢？媽媽聽了，什麼也不說，只是笑。
爺爺退休後，得了腦血栓，癱瘓在床上。他的兒女都在大城市工作，無暇盡孝。媽媽毅然停薪留職了，全心全意去照顧爺爺。在媽媽的精心照料下，爺爺又活了十一年零五個月。彌留之際的爺爺，已高度昏迷，卻一手拉著我，一手拉著媽媽，反反覆覆地念叨著兩個字：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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