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1818年5月5日，卡爾·馬克思出生於德國小城特里爾。從《共產黨宣言》到《資本論》，馬克思為我們提供了看待世界的視角，也改變和塑造了世界的樣貌。時至今日，我們要如何紀念馬克思？又該如何面對馬克思留下的遺產？穿越時光的阻隔和意識形態的迷霧，我們對於馬克思真正的理解有多少？當今社會浮現的問題，在馬克思那裡依然能夠找到答案嗎？在馬克思誕辰200週年之際，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通過一系列文章，嘗試著對這些問題作出思考和回應。在本文中，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聶錦芳談論了在當下中國我們應該如何理解馬克思。
我們從政治課堂上學到的“馬克思主義”，與馬克思的原意差別有多大？高中課本里，馬克思主義似乎是一瓶“萬金油”，可以“解釋萬事萬物的規律”，這種效果究竟是不是馬克思所希望達到的？在這個飛速發展與變遷的社會中，馬克思對我們的指導意義又在何處？
對這些問題的解答層出不窮，卻往往都難以言中肯綮。學界各種對馬克思的“宏大敘事”解讀與“中國特色化”，彷彿正在讓我們與那個手稿和大部頭之中的馬克思漸行漸遠。今年，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聶錦芳主持編寫的《重讀馬克思：文本及其思想》出版。按照設想，這套書籍通過對重要文本個案的解讀，對馬克思複雜的思想世界及其意義進行了重新探究。
日前，聶錦芳在人民大學出版社讀者服務部書店作了主題為“理解馬克思並不容易”的講座，分享了當今語境下理解馬克思所存在的種種困難，還原了一個更加貼近“馬克思”本身的思想圖鑑。
為何我們接觸的馬克思總是支離破碎
在當下中國，學生普遍在義務教育階段就接觸到了馬克思的思想，但這些對於馬克思的論說往往是與原著不掛鉤的。此外，一部分研究馬克思的學者也傾向於忽略原著的重要性。聶錦芳回憶，他的老師在研究馬克思時基本沒有閱讀過德文原版。當時的中譯本參考的主要是蘇聯譯製的俄文版馬克思選集，在翻譯的過程中，大量的觀點和概念會發生損益。當代馬克思研究者則多受惠於中共中央編譯局的高水準翻譯，由於機構工作的特性，這些中譯本很少犯常識性的錯誤，但原著中非常有性格和特點的內容就會被抹平。
值得注意的是，現存最早的馬克思手稿寫於1833年，也就是馬克思十五歲那年。自此之後，馬克思的寫作延續了五十年，他不停地在對自己所處的的年代進行記錄和剖析。這也造成了一個特殊的情況：馬克思成型定稿的作品甚至還不到他全部著述的三分之一，有大量的筆記、手稿、提綱並未被整理。聶錦芳認為，這是我們在今天理解馬克思所遇到的困難之一。
現有的馬克思研究傾向於將馬克思的思想轉變過程進行簡化處理。例如在八卷本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史》中，就將馬克思的思想歷程簡化為一種線性的、非常完滿的解釋：從青澀到成熟，成熟後轉向唯物主義，進而運用到政治經濟學批判，在晚年完善自己的學說。
聶錦芳認為，這一解釋離馬克思非常遙遠：“馬克思的一生充滿了痛苦，他沒有完成一件自己想完成的事情。”從最初跟著鮑威爾書寫古希臘哲學史失敗，到萊茵堡時期因“苦惱的疑問”去黑格爾的哲學中尋找國家理性，再到發現國家中顛倒的市民社會進而轉向政治經濟學研究，馬克思始終在尋找一個足以解釋當時社會現實狀況的主體性結構。因而，在馬克思散亂的手稿中，“我們應該看出他研究的曲折之路，而非對既有觀念的演繹與論證。”
這一問題在前蘇聯時期就已經出現。梁贊諾夫作為前蘇聯最重要的馬克思研究者之一，受列寧之命整理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在閱讀馬克思的手稿之後，他得到了一個初步印象：馬克思最重要的觀點並不在其成型的著述之中，而是在論證過程裡，且在論證過程中，他的觀點依然在不斷髮生變化。
梁贊諾夫當時上馬了兩套工程。一套工程是後來編成的蘇聯版的五十卷本《馬克思著作集》，在這套文集的前言中，明確指出這套書的作用是“供黨和幹部群眾學習宣傳的馬克思著作”，而非專供學術研究。另一套工程則是歷史考證版，這一版本不允許對馬克思的手稿進行修改，只能依據手稿的實際狀況記錄，例如按照馬克思寫作時鵝毛筆蘸墨的深淺判斷寫作的先後順序。聶錦芳認為，這一版本才是討論馬克思最完整和最重要的著述。
這兩套工程實際上體現了一種普遍的困境：馬克思主義作為一種意識形態工具與作為學術研究對象的兩套身份存在割裂。聶錦芳認為，我們今天研究馬克思，不是為了在危急存亡的關頭拯救國家危難，馬克思現在可以作為一個學術對象擺在我們面前，作為後繼者應該要真實把握馬克思的思想。在他看來，馬克思主義的政治性與學術性並不是對立的，學術性是可以為政治性做論證和辯護的。
聶錦芳認為，目前馬克思主義研究中一般的學術路徑和規則都不準確，前輩研究者對於馬克思主義的很多觀點的解讀，有時候甚至會互相矛盾：在冷戰時期，《共產黨宣言》的主旨思想被解讀為階級鬥爭、兩個決裂、兩個“不可避免”，在全球化時代，其主旨變成了世界歷史理論、全球化視角、和諧世界理論；《資本論》亦是如此，早期的時候，資本完全是被顛覆否定的對象，改革開放以後，才出現了資本的雙重功能、勞資關係的調整以及資本的邏輯和結構等概念。
作為政治工具，馬克思原理似乎是“萬能的”，可以用於解釋各種相反的現象，在聶錦芳看來，這對馬克思主義本身是一個極大的學術傷害。與此同時，現有的《選集》對馬克思的原文進行了大量裁剪，如果讀者不知道馬克思討論的具體議題是什麼，不知道其特殊語境，就無法真正進入馬克思的邏輯。
在中國社會各方面發生了極大的進展的背景下，聶錦芳稱，新一代馬克思研究者應當有新的學術視野，以馬克思的原著為基本點出發進行研究，而非僅僅停留在意識形態工作的層面上。從這個角度來說，我們對於馬克思的研究還遠遠不夠。
《資本論》：反映了晚年思想的痛苦與困惑
談到馬克思，《資本論》是難以迴避的一部鉅著。在講座中，聶錦芳從文獻學的角度闡釋了《資本論》。1867年，《資本論》第一卷德文第一版剛剛出版，馬克思就立即開始進行對《資本論》第一卷的修訂、第二至三卷的整理和新文獻的補充發掘。與此同時，馬克思也開始校訂法文版，而後又指導了俄文版的翻譯，在此過程中，他進行了大量的修訂和註釋工作。複雜的校訂過程並非對字詞和表述的簡單改進，也反應了馬克思本人對第一卷討論內容的理解不斷深入。
19世紀70年代，資本主義世界出現的各種新變化讓馬克思的思考不時陷入停頓。《資本論》第一卷中討論資本主義的材料基本來自英法德三國，以英國作為典型案例。然而，在第二卷和第三卷的寫作工程中，資本主義出現了新的矛盾：資本主義向美國、澳大利亞擴張過程中所呈現出的情況，與其在英國的典型形態截然不同。因而，馬克思生前沒有成型的《資本論》第二、三卷，以及他的晚年筆記（人類學筆記和歷史學筆記），一方面凸顯了馬克思面對史料與原來理論衝突的誠實性，一方面也把他在論證過程中的痛苦、困惑真實展現了出來。
考慮到這些情況，在本次出版的十二卷本的《重讀馬克思》裡，編者將《資本論》、巴黎手稿、《人類學筆記》放在同一個大背景下，試圖討論馬克思晚年的思想。聶錦芳的學生王蒞認為，馬克思晚年的思想是圍繞著資本主義史前史的討論進行的，即從理論結構的討論轉向了對歷史的討論，這是完善馬克思資本理論最為重要的一個環節。
聶錦芳提出，《資本論》對於馬克思哲學最重要的意義，就在於完善了原有哲學原理教科書中認識論部分的不足。在原有教科書中，從唯物論和辯證法開始談及的認識論主要是從反映論出發的，主要內容為：一個事物有真實的存在，人們去反映它時即達到了對它的認識，而擁有這種認識後，人們就可以改造它，從而達到對這個世界的認識。而《資本論》中的資本則與這一認識論相悖。首先，資本並非人之外的一種存在，即不是對象物。它是社會運動中最重要的塑造因素，作為一種總體的力量，塑造和操縱著世界。在這一情況下，“反映”與“認識”就不能等同。在馬克思的資本認識論中，資本時代的現象和本質、結構和要素之間呈現出的是相當複雜的狀況，不能等量齊觀地試圖找出一個“普照之光“，而是要從具體出發達到理解。
資本主義原先只是一種經濟體制或社會運行的方式，僅在物質層面被討論，在《資本論》中，馬克思引入對宗教、對資本主義起源層面的討論，無疑更加深入。在馬克思眼中，資本主義作為一種文明形態，對精神的塑造是毋庸置疑的，可以與宗教相提並論。因此，《資本論》是馬克思對自己此前觀點的一種極大的提升和擴展。
馬克思思想的底色：“特里爾傳統”
縱覽其一生，馬克思有一個巨大的情懷：社會變革。我們該如何理解馬克思的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思想？聶錦芳認為，要想理解馬克思的思想，必須回到他的思想起源之中：“我的導師曾經告訴我，研究馬克思主義，一定要到馬克思的故鄉看看。”
馬克思出生的小城特里爾處於法國、德國、比利時、盧森堡等幾個國家之間，歷史上曾被各個國家輪番佔領。在城中，有十幾個古羅馬時期的建築被完好地保留下來，這些建築大多與宗教相關，尤其以天主教的特徵表現得最為明顯。在特利爾弗裡德利希·威廉中學6年學習期間，宗教讀本一直是貫穿於馬克思所修語言、歷史兩大課程中極為重要的內容。天主教的宗教情懷對馬克思的影響，體現在宗教中所包含的一種人類學意義上的終極關懷：“痛苦的思考、勤奮的寫作，一生沒有職業，馬克思的一生就是用觀念論和信仰支撐起來的。”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馬克思“無神論者和反宗教鬥士”的形象深入人心，但馬克思在成年時期所抨擊和反對的也僅僅是特定的宗教教義及其思想流弊，抨擊和透視的是宗教產生的世俗基礎及其社會影響。普泛意義上的宗教情結、終極關懷始終是馬克思成長和運思的背景和底色。
文學作品對馬克思的影響也極為深遠。進入大學之後，馬克思進入了一個“適合抒情詩的年齡”，他在兩年多時間裡寫作了大量詩歌、劇本和小說，其中包含大量敘事詩，“幾乎展現了人類情感的各種可能、不同人之間的判斷、情感的各種命運”。這些材料被歷來的馬克思研究者所忽視，但聶錦芳卻認為，從中可以透視出馬克思在思想上的收穫和變化。這段富有文學色彩的經歷，讓馬克思領會到情感的意義及情感的複雜性。
假如比較記錄了馬克思和燕妮分別情景的《惜別的晚上》與獻給父親六十週歲壽辰的詩作，我們會清晰地看到馬克思與同年代浪漫詩人的不同之處：雖然在詩中依然在吟誦愛的情感，但馬克思思考世界的視野顯然有了更大的擴展——他發現情感是必要的，但是情感必須被超越，因為以情感理解世界很可能是一種膚淺的體現，不能獲得對世界的全部認識。
“共產主義是普遍的個體的解放”
會讓很多人感到驚訝的是，馬克思除了詩歌以外，還寫過一本完全符合現代派小說表現手法的意識流小說。這些創作與唯物史觀的關係似乎微乎其微，聶錦芳認為，馬克思在面對這些看似侷限的情感時，有如下兩種選擇：一是將這些人類的情感和個體的感受納入宏大的社會結構之中進行透視，二是完全無視這些情感。
馬克思選擇了哪一條路呢？在博士論文之後，馬克思很少再寫文學性的作品。在之後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許多人質疑馬克思理論中個體性的缺失，將馬克思看作一個“集權主義者”。聶錦芳認為，馬克思的整個思想結構中一直潛伏著在文學作品中曾表露過的感性經驗，唯物史觀也並非是以剝奪個體的情感為前提的。在寫1857年、1858年手稿期間，他曾因燕妮的離開給她寫了一封長信，燕妮看到後感慨，“已經十幾年沒有見過這樣的信了”。由此可見，沉浸在經濟學研究中的馬克思依然保有並偶爾會顯露出感性的個人表達。
另一個佐證是馬克思在擺脫早期感性經驗後寫作的《論猶太人問題》。在當時，馬克思的老師鮑威爾對猶太人問題所持的觀點是：猶太人如果希望在基督教國家（即德國）中獲得公民的、政治的解放，就必須放棄自己的信仰。馬克思認為，鮑威爾提出的所謂“人的解放”太過抽象，真正的人的解放實際上是個體的解放，將宗教問題還原成市民社會中的問題，並提出“宗教解放-政治解放-社會解放-人的解放”的序列。馬克思理解的政治解放並非加強和鞏固權力，也並非國家和民族的獨立，而是放棄權利、解決當時普魯士的專制問題，因而社會解放就是從財富之中得到解放，這就是個體的解放。
這也引出了最後一個議題，即如何理解馬克思所提出的共產主義。在20世紀對共產主義的認知中，馬克思無產階級政黨的思想常常與極權主義掛鉤，聶錦芳認為，這是對馬克思的誤讀，他提出，共產主義並非“全人類的解放”，而是普遍的個人的解放。全人類的解放、國家的解放或政黨的解放，這些都屬於政治解放，為個體的解放創造了前提。
在西方現代化觀念發展歷程中，一個非常重要的追求就是主體自我意識的生成，即人的建構。現代性並非單純的物質財富和社會運動，也並非用權利和財富一統天下，而是要實現個體的獨立和自由。在這個意義上，馬克思是這一傳統最先進的捍衛者。聶錦芳提及，特里爾大學的一位政治教授曾總結說，馬克思和尼采、海德格爾三人的目標是一樣的，就是不遺餘力地摧毀資本和權利的偶像，只不過三人的思路不同。
《德法年鑑》時期，馬克思提出，當時的德國就是一艘“愚人船”，所有坐船者為了拯救自己把人類性格中所有的負面的性格全部暴露了出來。在馬克思看來，這艘船能走向何方，寄託於兩種人：一種是有獨立思維能力的人，另一種則是受苦受難的人。聶錦芳認為，這個剖析對於理解馬克思至關重要：馬克思的共產主義就是一種聯盟，這種聯盟就是獨立個體之間的契合——藉助強大的外力把一群人強行聯合在一起，是非常危險的，因而，必須要強調個體的自主性，有主體自我意識的人同時也是理性的人。
在講座的最後，聶錦芳提出，理解馬克思不是一個很容易的事，必須要進入馬克思的文本內部，“你不進入文本內部，根本不知道在外在評價的結論是多麼膚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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