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為何被士大夫視為南宋第一罪人?皆因一手“養出”秦檜蔡京

王安石為何被士大夫視為南宋第一罪人?皆因一手“養出”秦檜蔡京

王安石

宋室南渡後,士大夫普遍把帝國遭遇“靖康之恥”歸咎於王安石與他主持的新法,認為其變法聚斂民財,重用小人,鉗制言路,引發黨爭,使國事一發不可收拾。

羅大經在《鶴林玉露》中“荊公見濂溪”一章中所述,可見此說在當時幾乎是士林公論:

王荊公少年,不可一世士,獨懷刺候濂溪,三及門而三辭焉。荊公恚曰:“吾獨不可自求之六經乎!”乃不復見。餘謂濂溪知荊公自信太篤,自處太高,故欲少摧其銳,而不料其不可回也。然再辭可矣,三則已甚。使荊公得從濂溪,沐浴於光風霽月之中,以消釋其偏蔽,則他日得君行道,必無新法之煩苛,必不斥眾君子為流俗,而社稷蒼生將有賴焉。嗚呼!豈非天哉!

濂溪即宋代理學開山之祖周敦頤,他生於1017年,只比王安石大4歲,但道學之名早已遠播。慶曆二年(1042年),王安石高中進士第四名,授淮南節度判官,是年才二十二歲。王安石拜見周敦頤意欲問學當在其中進士前。康定元年(1040年),周敦頤二十四歲,三年母喪守制完畢,出任洪州分寧縣主簿,此前他在潤州(江蘇鎮江)。那麼王安石去見周敦頤,大概也就1040年至1042年之間,當時濂溪先生也還是位未及而立的青年人,處理事情還未達到中年的圓通,所以故意要挫傷一下“不可一世”的王安石的銳氣,三次都閉門不見。

王安石是何等驕傲的人,吃了三次閉門羹,於是怒吼道:老子難道不能自學把六經弄通麼。從此,王安石斷了拜周敦頤為師的念頭。再後來科第高中,仕途順遂,成為有宋以來權力最大的宰執,而一直在州、縣官的崗位上蹭蹬的濂溪先生恐怕更不會被他放在眼裡。

王安石為何被士大夫視為南宋第一罪人?皆因一手“養出”秦檜蔡京

周敦頤

羅大經認為,“使荊公得從濂溪,沐浴於光風霽月之中,以消釋其偏蔽,則他日得君行道,必無新法之煩苛,必不斥眾君子為流俗,而社稷蒼生將有賴焉。”痛惜周、王失之交臂,影響了整個國運。

歷史不容假設,但若周敦頤真的收了王安石做學生,用濂溪的理學就能陶冶王安石,能改變其偏執的性格麼?恐怕也不容易。

王安石是有名的“拗相公”,司馬光就新法與其爭論時,說王安石“性不曉事而復執拗”,司馬光在信中指責王安石“用心太過,自信太厚”,“直欲求非常之功,而忽常人之所知”。

有才無私而剛愎自用的人,一旦掌握了巨大的權力,破壞力是可怕的。王安石即便隨周敦頤學習幾年,可一旦他官運亨通,尤其得到皇帝的充分信任,掌握了余英時所言的“非常相權”,就會有容納歧見的雅量?新法就不會那樣剛猛?那就不是王安石了,凡是要變法,必定會棄用理學那一套,而用申、韓之術,這幾乎是中國歷史無法避免的怪圈。

王安石為何被士大夫視為南宋第一罪人?皆因一手“養出”秦檜蔡京

蔡京

余英時在《朱熹的歷史世界》對王安石有同情之理解。時隔了近千年,沒有了南宋士大夫國恨家仇的情緒而簡單粗暴地將王安石視為罪魁,可以冷靜、客觀地以歷史的眼光來評價王安石這位拗相公。餘氏曰:

王安石為了推行“新法”,在神宗的支持下,取得越來越大的相權。但權力對他來說只是實現“治天下”理想的手段,而不是野心和私利的工具。因此他雖大權在握而居之不疑,直到他第二次去相位為止。從這個意義上說,安石絕無“權相”的嫌疑,有宋一代批評他的人,並未強調他弄權。但是他擴張相權的種種策略,卻為以後的相權開啟了方便之門。

可以說,後來的蔡京、秦檜、韓侂冑、史彌遠、賈似道等權相,是王安石的徒子徒孫,皆用荊公故伎而掌握大權。這當然不是王安石生前所能料到的,但客觀上卻造成了這樣的後果。南宋的士大夫們,不能原諒王安石,亦情有可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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