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菲往來自古有之
在東南亞各國中，菲律賓可謂“奇葩”。地理上，它是一個相對獨立的群島；7000多個島嶼組成的菲律賓，從空中俯瞰，好似許多塊拼圖散落在太平洋這塊藍色布幔上。從地理位置上看，位於亞洲的它屬於東方。
但在文化上，菲律賓非常西方。形成菲律賓多元社會的主因，源自那超越於地理之外的殖民史。最早可追溯至十四世紀，隨著伊斯蘭教的傳入，蘇祿和民答那峨等地出現了蘇丹政權。其後，又被西班牙統治了333年，受美國監護48年，還遭受過日軍殘酷的佔領。
文化上，處處可見影響的烙印——國名即來自於西班牙王儲，後來這位王儲成為了國王腓力二世；在宗教上，它的居民大多信仰天主教，而它的鄰國居民，主要信奉伊斯蘭教和佛教；語言上，英語被列為官方語言。
相較於西方世界，中國與菲律賓的淵源，來得更早。從宿務出土的古文物顯示，中國人早在唐朝（618-907），就與菲律賓有貿易往來。
菲律賓的華人社會，放諸於全世界，都可稱得上“命運多舛”。經歷了至少5次幾乎滅族的屠殺，且西班牙殖民政府統治時期一直對華僑施以苛政。菲律賓獨立以來，華人雖性命暫且無憂，但仍為菲化、入籍等各種風波所困。
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華僑華人以聞名於世的堅忍、勤勞、智慧逢凶化吉，遇難呈祥。時至今日，更是在菲律賓政治、文化和社會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成為推動菲律賓和中國友好關係發展的引擎之一。數百年來，菲律賓華僑華人對祖籍地一往情深，祖籍地的發展建設，處處可見當年“番客”和今日“僑胞”的貢獻。
中菲經濟交流從未間斷
地球上，有陽光的地方，就有華人。
菲律賓群島，與中國僅隔一片不寬的海域，即使在交通工具不發達的古代，季候風也能把帆船帶到呂宋。
中國人在很久很久以前，已經和菲律賓人一起，共同生活在這片太平洋西側的美麗群島。關於這一點，菲律賓民族中的混有華族原始人血統的馬來人可以證明；菲律賓考古中發現的與華南同出一源的新石器可以證明；高山省與中國無異的梯田耕作方式可以證明；新娘子坐花轎、老人自備壽衣等民俗可以證明……即便我們把目光從上古時期收回，凝視於有著史籍記載的唐宋之後，我們都可以非常肯定地宣佈：中菲兩地交往源遠流長，血脈交融、經濟互通、文化混雜。任時光流淌，恩怨交織，友誼始終是中菲兩國交往的主旋律。
近百年來，在菲律賓各地出土了大量的陶瓷器和陶瓷碎片，這些文物絕大部分產自中國。從晚唐到清代，各個朝代的陶瓷都有。
《宋史》中說，“又有摩逸國，太平興國七年（982年），載寶貨至廣州海岸”，這是最早將中菲往來形諸文字的古籍，此後歷代史籍對中菲貿易都有較詳細的記載。
兩國貿易可分為官方貿易和民間貿易。
小國遣使來中國“朝貢”，中國皇帝對來使賜授，雙方進行物品的交換，中國人早在2000多年前就已經建立了這樣的外交關係。中國朝廷一向奉行“薄來厚往”的政策，因此朝貢實質上是很划算的官方貿易。鄭和下西洋之後，不遠萬里到北京拜見明朝永樂皇帝的蘇祿國王就曾獲得了成倍的回贈。
而中國朝廷也是心滿意足的，因為很有面子。在中國人眼裡，所有海外國家都是平等的，應一視同仁。但海外諸國卻不能與中國相提並論，而要低中國一等。這種朝貢、賜授關係體現了中國的“威與德”，更多的是著眼於政治上的修好。
除了這種官方貿易方式，中菲兩國之間的往來，更多的是通過民間貿易。在宋代，中國商人用瓷器、鐵鼎、白錫、皂綾、傘等，換回菲律賓的黃蠟、玳瑁、貝紗、藥檳榔等。中國商人還尊重當地的交易習慣，彼此憑信用買賣。
元代及明代前期，中菲貿易情況見於中國史籍的不多。主要原因是元明兩代，海上貿易由朝廷壟斷，其中明代還厲行禁海政策。但民間貿易以“走私”方式暗潮湧動，從未停止。
明清時期，華僑的三桅帆船一艘艘地順著風，經由南中國海步履維艱地航向菲律賓。每年，數十艘帆船為群島帶去絲綢、陶瓷器、水牛、鐵器和農具等可供生活的經濟貨物，船上所載的，還有一批批懷著掙脫困境的夢想的華僑，盼在他鄉尋求更好的生活。
歷代閩南人紛往呂宋求生存
中華兒女有著“慎終追遠”的族群傳統，即使遠走異國他鄉，也始終銘記自己的來處。走進墓園，在鐫刻著方塊字的墓碑上，幾乎都可找到地名；查閱訃告，可以得知逝者是何方人士；打開《華僑名人史略》，能夠了解他們的出身。這些渠道使我們能夠得到可靠的統計字數，畫出跨越洋流的遷徙路線圖。
菲律賓華人中，至少85%以上祖籍地在福建；其中又有三分之二是在晉江。這是個奇特的現象。東南亞華僑多源自福建、廣東，這是歷史的產物，並不讓人十分詫異。奇特之處在於這麼高的集中度。
晉江位於福建東南沿海，東瀕臺灣海峽，南與金門相望。自唐開元六年（718年）建縣，歷史朝代更迭，行政區域或分或合，不斷演變。惠安縣、現泉州市的鯉城區、豐澤區、東星鄉、臨海鄉、雙陽華僑農場和石獅市的永寧鎮、蚶江鎮、祥芝鎮等都曾歸屬晉江。祖籍地“晉江”的概念遠大於今日晉江市的概念。晉江與廈門相聚不足百公里，兩地民眾往來頻密，且晉江人出洋多從廈門港進出。因此，把這一群體統稱為閩南人更為妥當。
閩南人雖安土重遷，但更敢於冒險。為了食物，以海做田；為了新生活，駕舟弄潮，不顧風險，追尋彼岸。這種精神和經歷代代相傳，“愛拼才會贏”的理念融進了閩南人的血液裡。
謀生幾乎是早期漂泊的唯一主題。福建“八山一水一分田”，特別是泉州府各縣地狹人稠，其中又以晉江為最。生存下去成了最重要的事。閩南人遷移菲律賓的歷史，是閩粵兩省數百萬民眾“下南洋”大戲的縮影。
泉州港古稱“刺桐港”，是中國古代海上絲綢之路起點，被譽為“東方第一大港”。若穿越至此時此地，在熙熙攘攘的街頭，高鼻藍眼、奇裝異服並不少見。1000多年前，閩南人已經知道了外面的世界很精彩。
從唐末開始、直至宋亡元興，元滅明起，每一次朝代的更迭，民眾就受到一輪的焚劫，閩南人因戰亂、失地、人口膨脹等原因紛紛移居南洋群島。即使在厲行“海禁”的明朝，以海為生的閩南人冒死出海者仍不在少數。在繁榮安定的時期，閩南人也會出洋旅外，從商品的販售中謀取盈利。
時光走到了中國最後一個皇朝。在清代，閩南人出現了數次出洋高潮。成書於1730年的《海國聞見錄》，專門有一篇為東南洋記，描述了呂宋和西班牙人，談及東南洋諸國惟呂宋最富。說“漢人娶無來由番婦者，必入其教，禮天主堂。”
民國初年至30年代，民眾“走土匪”、“逃壯丁”成為閩南僑鄉的普遍現象。當時社會動盪不安，許多青年因此遠避海外，其中還有不少是為避難而出洋的革命志士。
抗日戰爭勝利後，許多歸僑返回僑居地重操舊業。同時，因國民黨挑起內戰，迫使許多新移民出洋謀生。據廈門《星光日報》記載，1947年至1948年由廈門出入國境的福建華僑有480人，其中就有188人前往呂宋。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雖東南亞各國限制華人入境，但以學生、遊客身份往菲律賓者甚多，由香港、臺灣轉往南洋各國者亦不在少數。還有一些原國民黨軍政官員及上層人士，由於對共產黨政策不理解而出走海外。
二十世紀五十六年代，人民逐漸安居樂業，沒有必要大量出國謀生。而東南亞地區的國家相繼取得獨立，先後採取限制華僑入境的政策。因此大批華僑出國定居的現象基本結束。但中國政府仍允許歸僑、僑眷出國探親、定居。
“文化大革命”期間，因怕受“海外關係”牽連，很少有人敢申請出國探親或定居。1971年，國務院規定，要求夫妻團聚或需要出境繼承直系親屬產業或助理業務的歸僑、僑眷可經由香港出境轉往國外定居。1972年以後，福建省獲准出國或去港、澳的歸僑、僑眷每年有1萬多人。
1978年，國務院放寬出境審批，凡申請出國理由正當的，只要前往國家允許入境，一般都從寬掌握，給予方便。因此每年仍有上萬名歸僑、僑眷獲准出境。
晉江、金門都是著名僑鄉
“十戶人家九戶僑”是晉江最富特色的人文現象。晉江現有戶籍人口102萬，而僑居海外的同胞卻達200多萬人，因此號稱“海內外300萬晉江人”。
與晉江一水之隔的金門，也是著名僑鄉，幾乎家家戶戶都有親人在異鄉打拼。金門人這樣描述他們下南洋的祖先：“他們初到菲律賓時，連拖鞋都買不起，大多衣衫襤褸，打著赤腳，用肩挑，用手扛，在市井街頭賣油，賣布點，賣衣服或是賣水果、豬肉等，其中有也打首飾的、理髮的、代寫家書的。很多廣東人具備工匠技術，就做工匠；沒有技術的福建人，則從小本生意做起。”
當年離鄉尋找出路的金門人除了勇敢，還需要運氣。盛行的“6往3在1回頭”的說法，形容的是“落番”的10人中會有6人去世，1人半路折返，望穿秋水的親人只能盼歸其中3人。金門人一腳踏上出洋的船隻，真是隻能聽天由命了。他們懷揣著母親交給的香灰、井水和泥土，祈求著神靈的護佑，忍受著飢餓、悶熱、噁心，不知道茫茫大海的那頭，等待著自己的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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