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永樂年間，明成祖朱棣在朱元璋所設的殿閣大學士的基礎上，選拔解縉、胡廣、楊榮等入午門值文淵閣，供他諮詢決策，參預機務，後來這一機構被稱為內閣，這些為皇帝服務的官員被稱為內閣大學士。
內閣在創設之初，定位為一個供皇帝諮詢決策的機構，入選的臣子大多是翰林院的編修、檢討、修撰之類的官員，品級不高，卻學識淵博。由於內閣不像六部大理寺考察院等常設機構有專門的屬官和職能，加上內閣大學士是皇帝私人秘書的性質，於是便讓大學士們在紫禁城東部的文淵閣辦公。
這些入閣的大學士又根據資歷、聲望被授予中極殿大學士、建極殿大學士、文華殿大學士、武英殿大學士、文淵閣大學士、東閣大學士等頭銜，從高到低依次排列，以中極殿大學士為最尊貴。
但到了嘉靖年間，大學士們辦公的主要地點發生了變化，原因在於嘉靖皇帝沉迷修道，幾乎將所有時間都花在了煉丹修道上面，上朝是沒有時間的，但朝中大事的決策權依然在他手中。於是為了迎合嘉靖皇帝，內閣不得不將辦公地點從文淵閣搬到了西苑值廬，以便隨時處理政務。
今天便和大家分享下內閣到西苑辦公的一些事情。
首先，這值廬的辦公環境並不好，一是房間面積比較小，二是東西向佈局，既不通風，整天被太陽曬。
剛開始的時候，內閣成員只有一兩個，還不覺得狹窄，但到後面，郭勳、崔元（勳貴，但受嘉靖信任）、陸炳、朱希孝（錦衣衛頭子）、李春芳、董份等人都到值廬當值，房間一下就擁擠了。不過能夠到值廬當值說明深得皇帝信任，諸位大臣也不以為苦。
剛才說到的那些大臣，大多也就50、60歲，在官場來說尚屬年輕，身體好，扛得住，可是嚴嵩這位“老人家”就受不住了。於是在嘉靖的特批之下，特意又建了一個朝南的房子專門供他居住，直到嚴嵩被嘉靖驅逐。而這間朝南向的屋子後來成了首輔們的專用辦公室，徐階、高拱都在此長住過。
其次，值廬雖然設立了，但是文淵閣那裡還是需要有人值班處理其他一些事務。正所謂離心臟近得到血液供給就多，離皇帝近多露露臉更容易得到皇帝的寵幸，因此大傢伙都不願意到內閣值班，一窩蜂兒跑到值廬值班。
有一次嘉靖皇帝到西苑視察，發現所有內閣大學士都在這裡，心裡不禁犯了嘀咕：“愛崗敬業，向我靠攏是好事，可是內閣萬一要是有事兒，沒一個人管也不行啊。”於是便下命令，要求每天必須有一個人到內閣值班。
徐階雖然心有抱負，可面對嘉靖這個喜怒無常、又好猜忌的皇帝，在完全掌權以前，也不得不裝孫子以取得嘉靖皇帝的信任。拿到值廬值班來說，嚴嵩晚年由於身體不好，經常拿奏章回家批閱，可徐拱從不這樣幹。
“每遇上命到閣理事，或賜沐至家，輒雲：在外反不樂，且戀念聖躬起居，不忍暫舍而出”，每次接到嘉靖命令到文淵閣處理政務或者是放假，經常就對身邊人說，在值廬外辦事總覺得不開心，而且惦記著嘉靖的起居，一刻都捨不得離開。嘉靖聽說以後，對徐拱是更加的寵信。
最後再來說下高拱和值廬的趣事。要說高拱這人，才學能力是沒得說的，一入官場便緊緊抱住了裕王的大腿，憑著太子師傅的身份，仕途一帆風順，到嘉靖晚年便在徐階的舉薦下進入了內閣，但在為人處事上，高拱確實有一些瑕疵。
比如說高拱這人有點愛貪小便宜。“時上已抱疾漸深，不復日修齋醮，高因得暇以遂其私，且度上必不能起，稍徙廬中器物出外”，當時嘉靖皇帝身體已是油盡燈枯，不能每日視事，高拱於是尋思著嘉靖皇帝是不能再管事了，於是就偷偷將值廬中的一些物品帶回家。
又比如高拱在當上大學士以後，便把家搬到了值廬附近的西安門外，大家不要以為高拱把家搬得離皇宮這麼近，是為了能夠節省上班的時間或者向皇帝表忠心。
其實不然，據《萬曆野獲編》，“時高無子，乃移家於西安門外，晝日出御女，抵暮始返直舍”，是因為高拱當時還沒有兒子，把家搬到離值廬近的地方，他可以在白天上班時間裡溜號回家造娃，等到要下班時再來值廬這裡打個卡。
因為愛貪小便宜和上班溜號，高拱被與他有仇怨的御史胡應嘉狠狠上疏彈劾了一把，“拱輔政初，即以直廬為隘，移家西安門外，夤夜潛歸。陛下近稍違和，拱即私運直廬器物於外。臣不知拱何心” 。
前面已經說了，高拱是裕王的班底，太子的親信，嘉靖本來疑心就重，高拱趁著他病重的時候偷值廬的東西、上班溜號不是明顯不把他這個皇帝放在心上，別有用心嗎？嘉靖接到奏章後，果然大怒，責令高拱解釋此事。
要是按照嘉靖往常的性格，高拱不死也得扒層皮。然而幸運的是，嘉靖皇帝不久後便病逝了，這事也就不了了之，高拱因此逃過一劫。
嘉靖死後，隆慶、萬曆又開始上朝理政，值廬的地位便開始下降，文淵閣又成為了朝廷處理政事的核心所在。到張居正出任首輔時，他一人大權獨攬，不是相而勝似相，政令都出自文淵閣，紫禁城裡這個不起眼的房子又成為震動天下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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